对于我新接手的工作情况介绍共用了半个小时，这是我和莫迪凯一起驱车去城东北边的派特沃斯街的撒马利亚救济院的路上，他一面开车一面向我讲述的。我只是一声不响地在旁边听，我手里紧紧地抱着我的手提包，紧张得就像在严师面前的小学新生一样。我穿了牛仔裤，白衬衫，系了领带，上衣是海军穿的便装，耐克网球鞋，白线袜。我也不再刮胡须。我现在是贫民律师，我可以随意穿戴，不受任何限制了。

莫迪凯当然在我刚走进办公室时就注意到了我衣着的变化，并向大家宣布我即将投入工作。他没有说什么，但眼睛看着我的耐克鞋，他以前就常看到这种情况，从大公司下来同穷人呆上几个小时的那些律师们就常穿这种鞋子，不知什么原因，他们也穿工装裤，留上胡须。

“你的委托人是由几个三分之一组成的。”他说，一只手还开着车，车开得很不稳。另一只手拿着咖啡杯，根本不在乎我们旁边还有许多车子。“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是有工作的，有三分之一是有家庭和孩子的，有三分之一是有精神病的，有三分之一是老兵。这其中又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是有资格住政府补贴住房的。在过去的十五年中，一共有二百五十万个低造价住房单元被取消，联邦政府把政府补贴住房的投资又减少了百分之七十，这样一来有些人不得不露宿街头，这也就不奇怪了。各级政府就是靠牺牲穷人的利益来平衡预算的。”

这一系列的统计数字莫迪凯脱口而出，这就是他的生活，这就是他的职业。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律师，我几次都想打开手提包拿出笔和本把一些情况作下记录，但我还是控制了自己，只是静静地听着。

“这些人有最低工资标准的工作，对私人住房他们连想都不敢想。他们的全部收入都不够付房租的。所以他们就每况愈下，而同时，政府的资助费用又屡屡降低。你要知道，仅有百分之十四的无家可归的残疾人能拿到政府的补贴，仅仅百分之十四！你会看到许多这类情况的。”

这时我们遇上了红灯，车吱地一声停下了，但是他的车已把路口挡住了一些。我们周围顿时一片汽车笛声，我赶紧把身子放低，生怕再来一次撞车事件。莫迪凯似乎毫没在意他妨碍了高峰期的交通，他两眼茫然直视，似乎在看另外一个世界。

“无家可归最让人害怕的情况在街上你是看不到的。几乎一半穷人都把他们百分之七十的收入用在保住他们现有的住房上，而政府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门说他们只应用三分之一就可以了。这座城市就有几万人处在边缘状态，只要有一点闪失就会丢掉住房，比如丢失了张支票，偶尔生次病，或有个预料不到的紧急情况什么的。”

“那他们去哪儿呢？”

“他们很少直接去避难所，他们开始可能去投亲靠友。这一下就会更糟糕，因为他们的亲友也是住房十分紧张的，条件很差。何况他们签的房约也不允许那么多人住在一个单元里。他们就不得不违约，这就会引起驱赶住户的情况。然后他们就到处搬来搬去，把一个孩子留给姐妹，或把另一个留在朋友那里。这样一天不如一天。可是他们都不愿去避难所，就像避瘟疫一样。”

他停了好一会儿，接着喝了口咖啡。“那是为什么呢？”我问道。

“并不是所有的避难所都很好，常受到袭击，发生抢劫、强奸事件。”

而这些正是我后半生的律师生涯的主要工作内容。“我忘记带枪了。”我说道。

“不会有事的，我们这座城市有数以百计为穷人的利益志愿工作的人，我没有听说过有谁受到了伤害。”

“听到这个消息我就放心了。”我们又开始行驶，但比刚才稳当多了。

“大约半数的人都有一些财力使用不当的问题，就像你那位伙计，德文-哈迪。这种情况是很普通的。”

“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恐怕帮不了多大忙。还有几项计划没有落实，但很难找到他们的安身之地。我们曾把哈迪安排在一个老年人康复中心去住，但是他离开了那里。一个上瘾的人当想清醒的时候会这样决定的。”

“他用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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