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件没问题，然后她指向一张切菜台让我切洋葱。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贫民律师又怎能拒绝？

我向她解释说我以前在“多莉之家”过同样的活儿，那时正下着大雪。她于礼貌有一搭没一搭地附和着我。我一边切一边泪，向她叙述了我手中的案，并一气报了包括德文-哈迪和朗-伯顿在内的被驱逐者的名字。

“我们对打官司不兴趣，”她说，“我们只供他们吃。我没听说过这些名字。”

一名志愿者带着一袋土豆过来了。我收拾着准备离开。格洛里亚谢了我，把名单抄下，答应帮我打听。

我的行动早就计划好了，我还有许多地方要去，可是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来到国会山医疗诊所，向其中的一名医生打听。这是一家私人赞助的面向落街者的不须预约的医疗诊所，保存着所有病人的记录。今天是星期六，那位医生答应我星期一让秘书查一下电脑档案，看有没有我要找的人。如果有，秘书会打电话给我。

我来到罗得岛街附近的耶稣会，一名天主教神父接待了我。他仔细研究了那份名单，但没有他认识的。“名字太多了。”他说。

上午遇到的唯一险情发生在“自由联合会”。那是一大型聚会场所，建造者的名字早已被忘却，后来变成了一个社区中心。十一钟的时候，一群人在大门排队等着吃饭。我没打算在那里吃饭，所以就没排队，而是径直走向门。有几个等着领的绅士认为我不守规矩，张就是污言秽语。他们腹中饥饿，火一下冒上来，竟然没注意到我是个白人。他们怎能把我误认为一个落街的人呢？门有一名志愿者在维持秩序，他也认为我是个浪汉。他毫不客气地伸双臂阻挡我，第二次对我人侵犯。

“我不是来吃饭的！”我气愤地辩解，“我是一名为无家可归者工作的律师！”

这才使他们安静下来，我突然又成了蓝睛的兄弟。我被允许人大楼，没再遇到阻挠。负责人是基普牧师，是一个贝雷帽、黑领圈的脾气暴躁的小个。我没给他留联络电话。当他意识到（1）我是一名律师；（2）我的当事人是伯顿一家；（3）我在为这个案奔走；（4）将来有可能得到赔偿，他开始考虑能从中捞到多少钱。我在他上浪费了三十分钟，离开时我发誓要让莫迪凯亲自来。

我打电话给梅甘，推掉午餐约会。我托辞说我现在在城市的另一端，还有许多人要见。真实的原因是我拿不准她是否在向我表示好。她漂亮、聪明，完全值得喜，正是我需要的那人。我几乎有十年没谈过恋了；我不知该怎么。

但她告诉我一则重大消息。比不仅持了一上午的疗程，还发誓说要连续二十四小时不沾毒品。这真是个令人动的情况，梅甘在戒毒室的外面看到了这一幕。

“她今晚必须离开街，”梅甘，“十二年来她一直没离开过毒品。”

我当然是帮不上什么忙了，梅甘倒有几个主意。

下午和上午同样劳而无功，唯一的收获是清了华盛顿市内每一家避难所的地址。我见了许多人，和他们谈，与那些可能再见面的人换了名片。

凯尔文-兰姆仍然是我们能找到的唯一的被驱赶的人。德文-哈迪和朗-伯顿死了。我手中剩下的十四个人消失在街的茫茫人海中。

在无家可归者之中，只有小分人是避难所的常客。他们时不时地光顾那里，只为了一餐饭、或者一双鞋。或者一条毯，然后踪影全无。他们不需要帮助，懒得与人打。很难相信剩下的十四个人就在这一小分之中。一个月之前，他们还生活在屋檐下，并且付房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