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1898年考长沙时务学堂，受到当时在该校任教的梁启超的赏识，后在唐才常、梁启超资助下，留学日本，先后日本陆军成城、士官两校学习军事。1904年回国后，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等省新军和陆军学堂任职。1911年在云南任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时，武昌起义爆发，他支持并领导云南起义，被推为都督。1913年调北京任职。

1唐继尧（1881—1927），字蓂赓，云南会泽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历任云贵总督府参谋、云南讲武堂教官等职。1911年任新军带，参加云南起义。1912年，唐受蔡锷派遣，率滇军占领贵，颠覆了由革命派自治学社领导的贵州军政府，与贵州立宪派、旧官僚共同组成联合政府，任贵州都督。1913年蔡锷奉调京，举荐唐继尧任云南都督兼民政长（1914年6月，袁世凯改都督为将军）。

1《续云南通志长篇》卷四。：所谓“外急”，是指袁世凯拟派特使周自齐赴日，向日本天皇赠勋，准备以卖国条件换取日本承认帝制一事。

1誓词曰：“拥护共和，我辈之责，兴师起义，誓灭国贼，成败利钝，与同休戚，万苦千难，舍命不渝，凡我同人，持定力，有渝此盟，神明必殛”。参见庾恩旸《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云南图书馆1917年版），上册第20页。

1护国军之命名，说法不一。一说原定组织“共和军”讨袁，但与“共和党”之名雷同，因在昆明护国寺召开动员大会，乃取名“护国军”。另一说法是：最初定名为“讨逆军”，后有人指袁世凯既以日本作靠山，袁若失败，可能发展为对日战争，乃改讨逆军为护国军。此外，尚有其它说法。

1参见庾恩旸：《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上册，第24—27页。

2第一师三千五百人，第二师三千二百人，混成旅约二千人。独立步兵连十余连共约一千人，独立步兵营三百人，警备队九十三队共约四千人，宪兵队五百人，总计约一万四千五百人。参见庾恩旸《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北洋陆军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护国军纪事》第一期。

3当时护国军的编制，军以下设若个梯团（相当于旅），每梯团下设两个支队，每支队下辖两个营，每营四个连。

1清末以来，云南共购步枪八万七千余支，大炮一百门，机关枪六十余。起义时，云南兵工厂每日能生产步枪二十支，弹三万发。参见《云南起义实录》（《滇声报》1916年3月20—22日）及《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上册第13、17、142页。

1参见庾恩旸《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上册，第134页。：关于新建团每团人数，众说不一。禄国藩回忆说，每支队（团）“约有官兵五百人”（《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123页）；奚济霖文说“全营约六百余人”，以此计算，全团约一千二百余人（同前，第217页）；金汉鼎文说“每个团只有两营，每营虽仍然保持四个连的编制，但每连人数平均没有超过八十人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据此计算，则每团约六百余人；《松坡军中遗墨·泸州会议兵数计划稿》所载各支队人数由三百人至六百二十人不等。此暂每团六百人计算，则新组建的二十四个团共约一万四千余人，加上原正规军（两师一混成旅）约八千七百人，护国军总数约二万二千七百人。

2此据庾恩旸《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另有一说：“滇军发时，携饷不足两月”。（见《蔡锷致梁启超电》，《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4期，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