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第一次从欧洲回来后，便乘坐由两匹枣骏驾着的家用四车活动。这辆车坏了，他又换了一辆由独驾辕的双座四带篷车。当车开始被淘汰，只是在供旅游观光者玩赏和为葬礼拉圈才使用时，他照旧乘坐这车，而且还为它古旧的式样颇自豪。尽他拒绝退休，但是他心中明白，除非遇到不治之症，人们是不会上门请他的。他认为那也是一专长。他只凭外表就可看患者得的什么病。他越来越不相信药，对外科手术的普及，他怀有一惊恐的心情。他说：“手术刀是药无效的最大证明。”他认为，严格说来，一切药都是毒药，百分之七十的普通药都在使人加速死亡。“无论如何，”他经常在课堂上讲，“人们已知的良药并不很多，而且只有少数医生真正了解它们的能。”他从情奔放的青年时代起，就把自己称为宿命论的人文主义者。他说：“每个人的死期都是自己命中注定，我们唯一能够到的.只是时辰一到，就帮助他们既不害怕又无痛苦地了却生命。”不过，尽这些偏激的观已经构成地方医学的组成分，他昔日的学生们，即使在正式开业之后，也还在继续向他请教，因为他们承认他的诊断准确无误。不怎么说，他一直是一位可贵的不可多得的医生，他的病人集中在总督区的贵门弟里。

他每天的工作井然有序，以致如果在他下午诊期间发生急事儿，他的妻准知该往什么地方给他送信儿。从年轻时起，他总要在回家这前去教区的咖啡店里呆一阵，因此，从岳父的朋友和一些加勒比海难民那里学了一手好棋。但是，从本世纪开始，他就不上教区咖啡店去了，而是打算组织由社会俱乐赞助的全国比赛活动。就在此时，阿莫乌尔来了，他下肢痪，当时还没有搞儿童摄影。不到三个月，他超的棋艺便使所有的人对他另相看了。他尤其善于走“象”，从来没有人赢过他一盘棋。对于乌尔比诺医生来说，那堪称是一奇遇。当时，他对象棋简直了迷，而能使他满意的对手已经不多了。

乌尔比诺医生成了他的无条件的保护人，并为他的一切担保，他甚至没有去调查他是谁，从事何职业，在什么不名誉的战争中留下一副残废茫然地在这儿现。医生借给他一笔钱，让他开一家照相馆，而阿莫尔，自从用闪光灯为第一个神惊恐的孩照相时起，总是把最后一分钱都付给他。

一切都来自于象棋。最初，他们在晚饭后七钟下棋，医生略胜一筹，因为对手显然也棋艺不凡。后来医生的优势越来越小，最后就旗鼓相当了。加利莱奥-达孔特先生开办第一家电影院之后阿莫乌尔成了它的最准时到场的观众之一，下棋就只限于没有电影首映式的夜晚了。那时阿莫乌尔和医生已是形影不离的朋友，所以医生便陪他去看电影。但医生看电影从不带妻。这一方面是因为她没有耐心看那些曲折复杂的情节，另一方面也因为医生凭着他锐的觉，认为阿莫乌尔不会成为任何人的好伙伴。

医生在星期日的生活就是另一模样了。他去教堂席大弥撒，然后回到家中休息，或到院里坛上去看书。如果没有十分急的情况，在这个专为自己保留的日里他很少诊。多年以来，除非情不可却，他从来不接受社会义务。圣灵隆临节那天，由于意外的巧合，两年离奇的事凑在了一起：一位朋友之死和一位杰的学生庆祝从业二十五周年。虽说如此，他并没有如原来预想的那样在证实了阿莫乌尔的死亡以后径直回家，却被好奇心牵到了别的所在。

他一上车，就把遗书迫不及待地重新看了一遍。他要车夫把他拉到古老隶区的一个不易寻找的地方去。这个决定是如此反常，以致车夫想确认一下是否有错。没有错，地址很清楚，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写地址的人十分了解它。乌尔比诺医生重新读起了遗书的第一页，他再一次沉浸在那些不怎么受迎的大量披中。假如阿莫乌尔能够使自己相信那些话并不是一个绝望者的梦吃的话，那么，即使到了他这把年纪，生活也还是可以改变的。

一大早，天空就板起了脸，变了颜，乌云密布，寒风袭人，然而中午之前并没有下雨的征兆。为了找一条近路，车夫驱车走上了民城市铺着石的崎岖不平的地，结果他不得不多次停下来，以免那些参加圣灵降临节礼拜仪式归来的学生和教徒们使匹受惊。街上摆着纸环，乐队奏着乐曲，鲜也到可见，姑娘们打着五颜六的伞，上着薄洋纱飘饰，站在台上观看节日队伍通过。教堂广场上，在非洲棕桐树和崭新的球形路灯之间，几乎看不清芙洲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的塑像。弥撒一结束，人们蜂拥走教堂，堵住了汽车，可敬而喧闹的教区咖啡馆里也挤满了人。乌尔比诺医生的车是唯一的一辆。这辆车跟城里留下来的其它几辆屈指可数的车大不相同。它的漆折叠车篷总是保持得明亮耀，包角是铜的，为的是不让硝石腐蚀。和车辕都涂成了红，金镶边。这装扮，使人想起维也纳上演歌剧时的盛装夜晚。此外，最摆排场的家往往允许他们的车夫穿上净的衬衫，而他却要求车夫穿上绵绵的天鹅绒制服，上戏团驯兽人的大礼帽。这衣帽除了不合时宜之外，在加勒比海地区的三伏天里，也似乎欠缺一些怜悯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