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光的情况下举行了落成的典礼，开始演戏。观众不得不自带座位，幕间休息时他们起自己带来的灯笼。剧院的节目公演时，也象欧洲那般隆重，贵妇们利用这个机会，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大伏天，争相炫耀她们的长礼服和大衣。不过，剧院也必须准许仆人，由他们搬椅，提灯笼，携带各他们认为必要的吃。节目一演就没完没了，有的节目一直拖到晨弥撒时方告结束。首先在这个剧院演的，是一个法国歌剧团，这个乐队的新型乐——竖琴——使人大开界。但最令人难忘并引以为骄傲的，是一位才华众的土耳其女音，她不仅歌婉转无可挑剔，而且赤着脚演唱，脚趾上着贵重的宝石戒指，更增加了她演的戏剧效果。从第一幕开始，人们就几乎看不到舞台，密密麻麻的椰油灯里冒的黑烟笼罩着舞台的空间，熏得歌唱家们走了调。城里的新闻记者对这些小小的不足之毫不介意，他们赞扬那些值得纪念的东西。无可置疑，演歌剧是由乌尔比诺医生倡议的，他的倡议是那样的富有染力，以致使歌剧一直影响到本市最偏僻的角落，甚至导致了《特里斯坦和依索尔德》、《澳赛罗人依达》和《齐格弗里行》等著名歌剧的现，造就了瓦格纳、威尔地式的整整一代著名作曲家。然而，歌剧始终没有发展到乌尔比诺所希望的，因为意大利派和瓦格纳派在幕间休息时并没有象预期那样面对面地敲着拐杖争论得面红耳赤。

乌尔比诺医生从不接受任何委任。他无情地抨击那些利用职业威望捞取政治地位的医生。他一向被认为是个自由党人，而且在选举中他常常投自由党候选人的票，但与其说他站在自由党一边是由于信念，还不如说是由于传统。当大主教华丽的四车通过时，也许他是最后一个当街下跪的贵族的成员。他认为自己是天生的和平主义者，主张为了祖国的利益，自由党和保守党应该彻底妥协。然而，他在公开的行动中一贯自行其是，以致谁都不把他当自己人。自由党人把他看山里的哥特人，保守党人认为他几乎是共济会成员，而共济会员们又把他视替罗教廷效劳的暗藏的牧师，对他恶痛绝。对他的批评不那么愤恨的人也认为，他只不过是全民族被无休止的内战血泊淹没之时的一名在会中逍遥自在的贵族而已。

只有两件事同他的这一形象不符。一件是他把家搬到了暴发区，新居是用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古老的殿式的楼房换来的，那座楼房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这个家族的邸宅；另一件是和一位既无名望又无财产的本地女联姻，从而遭到那些有着长长姓名的夫人们的暗中嘲笑。鉴于那位姑娘的“贵”和“气质”，她们无法不相信她比她们所有的人都更为优越。乌尔比诺医生对那些议论和许多其它有关他公开形象的议论，一向心中有数，而且知他自己正是那个正在消亡中的姓氏的最后一个主角，这一，他比谁都清楚。他的女是家族中两个平平庸庸的人。儿同他一样，是个医生，就像历代的所有长一样，毫无建树，年过五十，连个儿都没有。女儿和新奥尔良银行一个善良的职员结了婚，已更年期，膝下有三个女儿，没有一个男孩。在历史的长河里，他的氏族血统将由此而中断，这使他伤心不已，可是更令这位医生心的是在他死后费尔米纳的孤独的生活。没有他，她如何打发日！

那场悲剧震撼了医生的全家人，也影响到了全城，百姓们都走到大街上，想把事情打听个究竟。全市宣布致哀三天，各机构和商店都降了半旗，所有教堂的钟声都在不停地敲响，直到死者的尸在家陵园里葬。术学院一个班的学生，了一个遗的真容模型，以便为将来塑半像留下个模特儿。但是，这计划刚开始便被取消，人们都这样认为，那个真地塑了医生最后一到恐怖神情的真容模型有失庄重。一个凑巧打这儿经过的欧洲艺术名家画了一幅伤现实主义的大油画，再现了乌尔比诺医生在梯上伸手捕捉鹦鹉的致命的一刹那。画面上唯一与原来事实不符的是，一他穿的不是无领衬衣和用绿吊带系着的，而是着蘑菇帽，穿着霍行期报上经常刊登的版画人上的黑呢大礼服。这幅画在乌尔比诺医生逝世几个月之后陈列在一个名叫“金铃”的大画廊里，让民众一饱福；尔后又挂在公私机关的墙上展，这些机关都认为应向这位杰的贵族表示敬意。最后，这幅画陈列在术学院，并为此在那儿举行了第二次葬礼。又过了多年，术学校的学生把它拿到大学广场上烧掉了，他们把它看一学的象征，也把它看一个令人厌恶的时代的象征。

费尔米纳从成为未亡人的那一刻起，就不像她丈夫担心的那样孤独和无用。她下了决心，毫不妥协，不允许利用她丈夫遗任何事情，包括共和国总统拍来的电报都没有用，那个电报命令把尸放在红箱里摆在省府会议厅让人们瞻仰。她也以同样冷静的脑反对在教堂为丈夫守灵。那是大主教亲自要求的，她只答应在举行葬礼弥撒时把尸移到教堂去。被各各样的要求得手足无措的儿来调停，她也仍然毫不动摇地持她的农村观念：死者不属于任何人，只属于他的家。他们应在自己家里喝着苦咖啡，吃着酪饼守灵，每个人都享有充分的自由，想怎样哭就怎样哭。他们将免去传统的守灵九昼夜的仪式，在葬礼之后就把大门关闭，除了最知己的客人之外，不接待任何来访者。

家里笼罩着居丧的气氛。所有贵重的东西都放在安全的地方。光秃秃的墙上只留下挂过画画的痕迹。自家的椅和从邻居那儿借来的椅都摆在从客厅到卧室的墙边。除了摆在一个角落里用白床单盖着的钢琴外，大型家都搬走了。空间似乎扩大了，声音发鬼怪似的回响。书库的中央，在他父亲的写字台上，躺着医生的遗，他的脸上带着最后的惊恐表情。他穿着黑斗篷，披着圣骑上的战刀。在遗的旁边，穿重孝，浑颤抖，但自制力仍然很的费尔米纳，忍着悲痛，庄严地接受人们的吊唁，持到第二天上午十一钟，几乎纹丝不动。十一钟一过，她便站在门廊上，挥着手帕向丈夫的遗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