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谕：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外，不可延迟，汝一片忠胆，朕所悉。希惜，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特谕”

在七月底和八月初这些日中，北京和天津，到都是谣言，一说维新派要谋害慈禧；一说守旧派迫光绪前往天津阅兵时把他废黜；还有个谣言说慈禧要毒杀光绪。光绪被这些谣言所困扰，也为自己的帝位而担忧。

袁被光绪召见是公开的，守旧派不知袁的态度，见袁获旨嘉奖，又加侍郎衔，当然怕袁已投效新派，于是立即请求荣禄应付可能的新变化。荣禄乃调聂士成守天津，以阻断袁由小站调兵京之路；调董福祥军移驻长辛店以防不测。

八月二日他写了一封密诏，林旭带给康有为：

第四：召见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因为他曾参加过学会，现在正练新军，应该说是一个新政派的人，请皇帝在召见袁的时候，予以温，要他为皇帝效力，保护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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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知自己帝位摇动，必需有一良策来解救。当他接获康有为等所献四条密策后，乃立即采取争取袁世凯为已所用这一策，于八月一日在颐和园召见袁世凯，温语勉。袁离去后，并降旨嘉奖，命以侍郎衔专办练兵事务。第二天（八月初二）又召见袁一次，勉励袁努力任事。

谭嗣同是初三晚上由南海会馆到法华寺袁的寓所见袁的。袁世凯在初一和初二都蒙光绪召见，初三晚上忽然见到光绪所亲信的京卿谭嗣同来访，当然知一定有重大事件。他佯作镇静地迎接这位不速之

康有为等为什么看中了袁世凯？是因为袁曾参加过学会，被新党党人认为是一位同路人，而袁这时正在练新军，手中握有兵权，如果能争取袁加，自可有一番作为。从这一看起来就可以证明维新派的手法不够明，而且对袁世凯的认识不够刻。至于上面的四个对策，第一策完全是空的，因为在北京附近的军事指挥完全在北洋大臣荣禄手中，皇帝了海陆军大元帅毫无用，本掌握不到军队。至于第二策改元维新对当前局势毫无用。第三策迁都上海更是千难万难。

第三：迁都上海，以脱太后和旧党的迫害。

当康有为于八月初三早上奉光绪密诏，要他速赴上海时，新党的人知这是红的警号，表示光绪皇帝的境，危机四伏。因此康有为立即写了一个谢恩的奏折，声称决于初四日离京去沪，同时矢誓要拼命拯救皇帝。这封奏折林旭带回去。然后康和谭嗣同、梁启超、康广仁（康有为的兄弟）等筹商营救皇帝，和应付当前局势的办法。大家哭了一场，决定了几个急步骤：一是由谭嗣同去找袁世凯摊牌，要袁站在光绪这一边，以兵力保卫皇帝；一是由梁启超到金庙容纯甫那儿去刺探消息。而康有为则分向各方写告别信，收检行李，直忙到天亮。初四早晨九钟，康往访英籍友人李提太，要见英国公使，而英公使到北河避暑去了。又去看伊藤博文，希望伊藤能往见慈禧，劝太后勿对光绪不利。

由于袁半新半旧的政治态度，使维新派的人认为可以拉袁来担任勤王的任务。

当新政颁行时，光绪曾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只是一连串新政推行中之一，康有为离不开北京，光绪也离不开康有为。不过，到了这时，情势已非常急，光绪自己对当时情势如何变化，毫无把握，希望康有为能够离开北京，因为他是倡议维新变法的首脑，是慈禧和守旧派恨骨髓的人，如果康有为不落在旧派手中，则康在外活动，当使守旧派有所顾忌，而康既可保持生命，还可待时而动，以相呼应。光绪这番苦心，实在是很令人动的。

袁世凯自光绪廿一年（1895年）十月受命在小站练新军后，到光绪维新变法时，已经练军历时两年多了。在这期间他练新军，加学会，受李鸿章和荣禄的信，是一个又新又旧的门人。当时北洋大臣下面统辖三支队，一支是董福祥的甘军，一支是聂士成的武毅军，一支是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在这三支军队中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最整齐，士兵训练有素，军纪严明，俨然成为那一时期北方的主力。

光绪在这四策中选了第四策，就是召见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