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他们坐定后略作寒暄，谭就单刀直地问袁：“皇上是何等样人？”袁答：“当然是旷代圣主。”谭说：“天津阅兵要行废立的事，足下知吗？”袁说；“也曾风闻。”于是谭就拿光绪的手诏给袁看，然后对袁说：“当前能救皇帝的，只有足下，足下忠义著于天下又受皇帝特达之遇，今值皇上有难，足下若能救则救，如不愿意的话，”说至此谭嗣同摸摸自己脑袋：“可往报太后，谭嗣同的颅可换足下的位。”袁听了变说：“足下把袁某当作何等样人？圣主是我辈共同拥的，足下与我同受圣主特达之遇，救护之责也是共同的，足下有何见，某愿闻其详。”谭以低沉而严肃的语气对袁说：“传说荣禄奉太后密诏，预备趁天津阅兵的机会，胁迫皇上退位，另立新君。荣禄所恃的，是足下和董、聂三支军队，他要行废立大事也必需赖这三支兵力。董、聂二军如与足下新军对抗，必非敌手，天下健者惟有足下。愚意以为，如果祸变发生，足下以新军压制董、聂两军，护卫皇上，驱逐旧党，整肃廷，这是千秋大业，不朽的功劳。”袁也以严肃的气答说：“如果天津阅兵有变，皇上可移驾到世凯营中，传谕杀贼，新建陆军必能受诏完功的。”谭见已港乃追问一句：“荣禄待足下有恩，足下如何能对付他呢？”袁一脸忠义之答：“救君父是公，荣禄之情是私，公私不能两全，惟有奉公而忘私。”谭觉得袁的确可以托以重任，于是就和袁详详细细地商量细节。最后袁对谭说：“现在营中枪弹火药都在荣禄手中，事情既然如此急迫，仆必须先回天津去一番布置。”两人互相叮嘱一番，这时已是午夜，谭才告别。

谭嗣同午夜访袁，本是政治上一个大冒险，但是政治上的重要关，任何行动总有三分冒险，当时情势也实在没有别的路可走，明知是险棋也只好下了。据说林旭不赞成谭找袁，所以曾写了一首诗给谭：“伏蒲泣血知无用，慷慨何曾报主恩，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这首小诗是借东汉末年何召董卓兵京诛宦官故事来警告谭。千里草是指董卓，本初则指袁绍，都是影袁世凯。

袁世凯当时是一什么心境，实在很难说，他后来曾写过一篇文章叙述整个事情的经过，在那上面全是为了洗刷自己而作的待，至于康梁后来所写戊戌政变的文章，则是相反的说法。不过袁的任何决定，当然是他个人对自己人格义以及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袁是个聪明机警，同时政治角很锐的人，他所作的决定，自然是经过了慎重的考虑，同时也是衡量过成功和失败的轻重。要知当时的袁是一个新旧两派的骑墙人，他在新派中还是个守旧的。他如果拥光绪成功，大功只在康、梁、谭等之下，何况与维新人共事，无论在学识和政见上都屈居康、梁、谭之下；可是如果他卖光绪和维新派，则他就是第一大功，在守旧派诸人中，除了李鸿章外，他便是第一等人。他完全不把守旧派的人放在中。在新旧之间的选择，投奔守旧派对他是有利的。 [page]

谭嗣同与袁世凯初三日晚密谈后，光绪听了很兴，于是初五日再召见袁世凯予以嘉勉。

袁世凯在八月初五日第三度蒙光绪召见后，立即搭火车返天津。傍晚抵津，下车后即往见直隶总督荣禄，把谭嗣同的计划和盘托。当晚密谈到午夜，第二天早上二度密谈，第二天晚上三度密谈，并晚餐。这时慈禧垂帘训政的电报已到达。因为在初五晚上袁第一次向荣禄报告后，荣禄亲自京向慈禧报告一切，初六日早上慈禧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采取行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