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搜掠，掳获银元无数，并找一人力车来掩藏，车夫亦乘机取若置于怀中。兵壑已填，才相继走，其中有一人好似队长，还向铺主人告辞，主人躬送之，队长向主人打一拱说：“借光借光！”铺主人亦答礼说：“劳驾劳驾！”

三里河一家洋广货铺，在兵变前一天，有第三镇兵数人前往购货，货款值数十银元，可是兵士们所带的钱不及一半，甚为难堪，店主人很大方的说：“老总们拿去吧！这回全国到作，北京独独无恙，都是各位老总的力量保护我们，这一钱太少了，您们何必计较。”士兵们称谢取货而去。第二天兵变，有街里无赖领了兵过三里河抢掳这家铺店，突有兵士三五冲了来，大声的说：“这家铺店对我们当兵的最好，谁敢侵犯他们，我们将以死力保护。”结果这家洋广货铺终告无恙。

兵变由北京扩及天津、保定和丰台，天津的洗劫较北京尤烈。保定后几乎没有居民。丰台本为小地方，不过是通要，因此过往行人受害最惨。

天津于三月二日清晨即不稳，直隶总督署卫队和北段巡警以及张怀芝所带的巡防营酝酿兵变，下午三四钟在通衢街市即见有灰衣-，扎黑巾的营兵，三五成群的和巡警聚语。晚上八，北京火车开到，车上下兵四五十人，一下车即放一阵排枪，新火车站于是起火，接着大胡同、老洋钱厂、造币厂等同时着火，枪声四应，各繁盛街市富商大贾和新旧洋钱厂均遭焚掠，先是兵，后是匪，还杂以少数巡警，沿街挨抢掠。北京兵陆续到天津，前后共达二千余人，正式抢掠，颇有组织。在三月二日晚间，以鸣铜线枪为号，第一次鸣铜是准备，第二次鸣铜即砸抢各商店，第三次鸣铜便将细一律抢齐，劫夺火车开往东三省。二日午夜维持秩序的巡警捕获兵和匪徒四百余名，三日晨在东路斩，三日午后再提十二名抢匪在北门斩，天津华界人心才告安定。

起的时候，电车尚开行，可是在北路官银号前，突有兵开枪向电车轰击，于是所有电车均告停驶，而人力车夫亦有弃车参加行劫者。因此，天津华界居民迁租界避难，都雇不到人力车搬运货，只好扶老携幼，肩背手提，甚为狼狈。据事后统计，天津因属商业城市，所以商民的损失比起北京来，实在大得多。

保定在三月一日即有变象。保定是个驻军区域，驻军垂涎保定之富，早有蠢动之意，因此一即发。开始是淮军和一个剪短发的人角，然后淮军动搜捕短发人，驻东关的第二镇兵士乘机肇，以煤油将城门烧毁，到抢掠烧杀，风大火大，西街被祸最惨，由西门至二一带都成灰烬，满城枪声如爆竹，哭声彻天，十室九空，连各医院所存衣均遭洗劫。自三月一日至五日，连续遭难，疮痍满目，瓦砾如山，且蔓延至附近十数县。

保定东关火药库储存快枪七万余杆，弹不计其数，均被抢去。淮军兵抢劫藩库存款五万余，并烧毁各司厅。当变还未开始时，兵曾邀约毅军同抢，毅军未允，其后毅军则力剿捕兵。

丰台遭难是在三月一日午夜，由于第三镇溃兵由北京乘车至丰台，在丰台亦有第三镇驻兵二千余人，还有自天津赶来的兵加，于一日晚十一时起事，丰台镇居民铺及洋商新泰兴平和洋行等均被抢掳一空。第二天有火车开抵，车上行李货及旅客随所携各也均遭洗劫。

袁世凯理兵变的急措施是宣布戒严，并令毅军动，缉捕兵。由于第三镇第九标的士兵已溃散，乃调第十标兵京，保卫总统府，调第六镇的两营兵来京，分驻禄米仓、羊仪宾胡同、总布胡同等。另将驻小站的巡防营调京以资弹压。同时把第三镇的兵一分调至琉璃河和良乡，一分开到山西，责成统制曹锟认真约束。另调驻彰德的武卫后军王有祥、武卫中军王汝贤、武卫右军刘金标率京。

这时徐州的驻军拟由陆路北上，烟台的驻军由海路北上，驻汤河的第廿镇兵也打算队京，有人还建议调蓝天蔚带兵京。可是统筹京师治安的最首长民政首领赵秉钧（赵原任民政大臣，这时袁尚未就任民国大总统，因此所有北京各首长都暂称首领），认为京师万万不可再增加军队，赵表示愿独负保护京师地方之责，于是调蓝天蔚之议始寝。袁世凯并派陆军参谋王培宽驰赴汤河，阻止廿镇兵京之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