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基础巩固，政党亦皆发达，人才辈，彼时余已退老山林，听诸君组织政党内阁可也。今余意实不能赞同诸君之说，余主意在得人才，但问其才与不才，不问其党与不党。吾国今日国势危急，举国共知，而政党幼稚亦吾人所不能讳，余提此主意亦属不得已之故。

余尝与二三国务员谈及，余前此退居林下，何等安闲；此次山冒兹艰险，担兹重任，实为国民一分不能不尽之义务。余宗旨在于建设民国，诸君如心建设者余皆引为同志，否则余亦不能人所难。至此次总理及二三国务员或有辞职之意，余以为全非党派关系，不过因个人意见未能十分浃洽，故如唐决计辞职，则第二次内阁，余以为可一切仍旧，惟总理及一二国务员必不肯留者略为更动可耳。

此外余尚有一言：今人多谓民国成立矣，南北统一矣。自余观之，半年以来外则各国尚未承认，内则各省秩序尚未恢复，再论前，一切制度毫无绪，如此之民国，但能谓有其名耳，何得谓之完全成立？譬之建屋，地址虽定，而图式未成，栋梁未树，以云落成，相去尚远。不宁惟是，数月以来，我国改造共和，一举一动，系人观听，如内自行纷，人将谓我何？故余以为此次内阁在形式上断不能为全之更动也。

总之，余奉告诸君当放大光从中国全局着，断不可沾沾于一党关系，亦不能以平和时代政党更迭消长成例适用于今日危急存亡之中国。总须大家破除成见，协力同心，共同建设，为国务员者以心任事为主，须有自信力，万不可轻听局外褒贬，以为退；为议员、为国民者当当局者之苦衷，力与维持，不宜以党派意见拘束而牵制之，使其无发展之余地，如是则中华民国庶有完全之日乎？此外尚有为诸君告者：须知组织内阁大非易事，《约法》上定明大总统任免国务员，须得参议员同意，然一经参议院不同意，则名誉丧失，人亦苦轻于尝试。前次余约梁如浩为通总长，南京参议院不同意。梁之为人舆论如何，余姑不问，自余观之，则外极为熟悉。办事亦至周密。其后余虽以个人名义请其到京辅助，而梁均不肯，后经余数次电，始于日前到京，然对余宣言，万不能再任国务。当世贤才，然标怵于危局无惜，或又均以梁氏为戒，不任国务；或并北京亦视为畏途。故予愿参议院诸君能知此中为难情形，断不可使人人短气也。

《临时约法》特设总理，大总统不负责任，然以予观之，不负责任者亦有大小区别。譬之商店，国民如东家，大总统如领东，国务员如掌柜，商业之计划布置，银钱货之经理，固掌柜责任，然苟掌柜不得其人，驯至商业失败，濒于破产，则领东不能不负责，东家亦不能为领东宽。现在国务员当行政之冲要，一国政务罔不赖其筹划，政务得失自属国务员之责成。然苟国务员失职，驯至国随以亡，或虽不亡，而至于不可救药，则大总统究能不负责任否？国民能不责备大总统否？”

袁的谈话显示他反对政党内阁，同时这时他已决定由陆徵祥为国务总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