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之行，仓卒之中，制定共和国，于国情之适否？不及三思，一议既倡，莫敢非难；识之士虽明知隐患方长，而不得不委曲附从，以免一时危亡之祸。故自清室逊位，民国创始绝续之际，以至临时政府、正式政府递嬗之，国家所历之危险，人民所之痛苦，举国上下皆能言之，长此不图，祸将无已。近者南、中二洲共和各国如西、阿廷、秘鲁、智利等莫不始于党争，终成战祸，牙近改共和，亦酿大。其最扰攘者莫如墨西哥，自麦亚士逊位之后，戈迄无宁岁，各党党魁拥兵互竞，胜则据土，败则焚城，劫掠屠戮，无所不至，卒至五总统并立，陪国家于无政府之惨象。我国亦东方新造之共和国家，以彼例我，岂非前车之鉴乎？国者世界共和之先达也！人之大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即言，‘世界国，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此义非独古博士言之也，各国明达之士论者已多，而古博士以共和国民而论共和政治之得失，自为切明著，乃亦谓中情殊，不可为移植。彼外人之轸念吾国者且不惜大声疾呼，以为吾民忠告，而吾国人士乃反委心任运，不思为本解决之谋，甚或明知国势之危，而以一毁誉利害所关，瞻顾徘徊，惮于发议，将国之谓何？国民义务之谓何？我等为中国人民，中国之存亡，即为家之生死，岂忍苟安默视，坐待其亡！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对于国势之前途及共和之利害，各摅所见，以尽切磋之义，并以贡献于国民。国中远识之士，鉴其愚诚，惠然肯来，共相商榷，中国幸甚！”

宣言中所谓的“识之士”就是影了老袁，以洗刷袁一忽儿赞成共和，一忽儿改行帝制，反复无常，投机取巧，自私自利的行为；把国大政治学者古德诺抬来证明君主较民主为优，中国不能不施行君主政；最后地作结论，明显地表君主制较民主制为优。

8月23日，筹安会在石驸大街正式成立，推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严复、李燮和、胡瑛、刘师培为理事。筹安会给会员的通知说：“本会宗旨，原以研究君主、民主国二者以何适于中国，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之范围，此外各事，概不涉及。

筹安会成立后除了发表宣言外，还电请各省将军、巡使及各团选派代表晋京，共同讨论国问题。全国都知这是袁家班的把戏，官的趋炎附势，为保持禄位，纷纷复电赞成，并答应派代表会。不久，湖南、吉林、安徽、南京等相继组织分会；只有广东分会取名为集思文益会，系梁士诒派所组，不肯依附于杨、孙。

筹安会虽然通知会员说：“本会宗旨，原以研究君主、民主国二者以何适于中国，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之范围，此外各事，概不涉及。”然而在会员填写会书后，发现筹安会并不是个研究机构而是一个行动机构，它的行动就是“劝”，对于志愿参加会的人来说，不得这是个“从龙”机会，所以当筹安会把投票纸分别发给各省代表，请他们在纸上填写“君宪”或“共和”时，大家当然一致填写君宪了。

筹安会了一个好像今日国盖洛普民意测验的工作，然而它的民意却都是假的，虽是假的，却假戏真，因此，它发表了主张“君主立宪”的第二次宣言。这个宣言分为求治和拨两分。求治分是要“去伪共和而行真君宪”；拨分则说：“无大之兵力者，不能一日晏于元首之位。……宪法之条文，议员之笔，枪炮一鸣，概归无效。所谓民选，实为兵选。”结论是“拨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则而行君主立宪。”

筹安会成立后引起了各方反对，在袁看来这些人都是不识时务之徒。如肃政厅呈请取消筹安会文：“自筹安会成立以来，虽宣言为学理之研究，然各地谣言蜂起，大有不可遏抑之势。杨度为参政，孙毓筠曾任《约法》议长，彼等唱此异说，加以函电驰，号召各省军政两界，各派代表加讨论，无怪人民惊疑。虽经大总统派员在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发表意见，剀切声明，维持共和，为大总统应尽之职分，并认急遽更改国为不合宜，然日来人心并不因之稍安，揆厥所由，无非以筹安会依然存在之故。应恳大总统迅予取消，以靖人心”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