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产苹果，而苹果主产区，主要集中在胶东半岛中心地带的栖霞、福山、牟平、海阳等地。这里的气候属暖温带，境内丘陵连绵，溪涧纵横，空气湿润，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极利于糖份的有效积累，且土壤为中性偏碱的沙壤土质，含有较丰富的磷、钾、钙、镁等元素，具备栽培苹果及利于苹果生长的各种自然条件。

苹果明代以前叫作“奈”，明代以后称为“平果”，不过那时的苹果口味实在不敢恭维，果肉绵，果汁少，所以又称绵苹果。苹果真正改写历史的时刻出现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据史料记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在烟台毓璜顶东南（今北海宾馆对面）的一片山坡上，出现了一座果园，果园的正门上方高悬着一块匾额，匾额上用中英两种文字书写着：广兴果园。果园的主人是来自美国的牧师倪维思。倪维思夫妇1871年自美国返回烟台时，这位爱好园艺的牧师从他的家乡纽约州带来了十几种西洋苹果树苗，这对美国夫妇是为了在异国他乡仍能尝到家乡的水果，还是遵从上帝的旨意造福人间，不得而知，但是，烟台乃至中国大地上从此开始了西洋苹果与本地苹果嫁接的历史却是不争的事实。数年后，大约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倪维思夫妇带来的苹果苗结出了与本地苹果迥然不同的果实，这种苹果个儿大，皮儿薄，汁儿多，瓤儿脆，酸甜可口。于是，便不断有当地百姓通过各种途径取得西洋苹果的枝条，与当地的绵苹果嫁接，很快，在当时的芝罘西沙旺、南山一带便出现了蔚为壮观的苹果园。二十世纪初，经常到烟台出售农副产品的福山县绍瑞口村的青年农民唐殿功，当他经过广兴果园，看到果园里那与众不同的苹果时，便产生了将洋苹果嫁接到自家果园的想法。一次，在经过果园时，他趁看园人不注意，便剪下几根枝条，回村后嫁接到自家的果园里，三年后结出了甜美的果实，这便是后来闻名遐迩的烟台青香蕉苹果。唐殿功又将自家果园的枝条剪下送于乡亲们嫁接栽培。自此，青香蕉便在绍瑞口村一带繁衍开来，并一度成为烟台苹果的主打品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至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这段相对和平的时期，是烟台苹果的第一个鼎盛期。据国立北京大学农学院教授唐荃生、技师吴瑞之1939年撰写的《山东烟台青岛威海卫果树园艺调查报告》所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每逢农历三、八两日，各地果农将水果（主要是苹果）由产地人挑、畜驮运至烟台奇山所城内进行果品交易，当时，烟台街上收购果品的商行、货栈就有三十七家。烟台苹果在这里集中后，通过陆路运往省内各地，通过水路―――这条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南下、北上，并经香港转销至菲律宾的吕宋等地。据1951年福山县的果树资源调查资料记载：“抗日战争前的福山县苹果达176万余株，年产736万余斤。”烟台苹果就是从那时起，开始走出烟台，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战争是毁灭一切优秀成果的机器。接下来的八年抗战，在日寇铁蹄的践踏下，烟台苹果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还以福山县为例，到1945年，“全县仅剩苹果五千亩，二十五万株，水果总产仅为战前水果总产的百分之十二点四。”新中国的诞生为烟台苹果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土地主人的果农们在自己的果园里重新栽下希望的树苗。1953年秋天，福山县绍瑞口村果农、县劳动模范张成瑞在自己的亩苹果园里创出了亩产一万多斤的高产。在欢庆丰收的日子里，他和本村果农、县劳模陈培田共同商定，各自精选“青香蕉”苹果一箱，邮寄给北京的党中央、毛主席，表达翻身果农对党的一片深情。随后，在1958年、1959年、1967年、1968年的四年里，绍瑞口都以大队的名义给党中央、毛主席寄送苹果，每次，中央有关部门都如数汇款，并表示谢意。1968年，绍瑞口大队在接到汇款的同时，还接到党中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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