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生活于现在这时代的人，作为被这样的历史打上痛苦烙印的回忆者，我无法和川端一同喊“丽的日本的我”。刚才，在谈论川端的暧昧时，我使用了vague这一英语单词，现在我仍然要遵从英语圈的大诗人凯思琳-雷恩1所下的定义——“是ambiguous，而不是vague”，希望把日语中相同的暧昧译成ambiguous。因为，在谈论到自己时，我只能用“暧昧的日本的我”来表达。

1凯-雷恩（1908—），英国女诗人，著有《坑坑洼洼的土丘》、《失去的国土》、《在荒凉的海滨》等诗集。

我觉得，日本现在仍然持续着开国120年以来的现代化程，正从本上被置于暧昧（ambiguity）的两极之间。而我，为被刻上了伤般印痕的小说家，就生活在这暧昧之中。

把国家和国人撕裂开来的这大而又锐利的暧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现代化，被定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然而，日本却位于亚洲，日本人也在定、持续地守护着传统文化。暧昧的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遗留下了暗的一面。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发于孤立的境地。

就日本现代文学而言，那些最为自觉和诚实的“战后文学者”，即在那场大战后背负着战争创伤、同时也在渴望新生的作家群，力图填平与西欧先国家以及非洲和拉丁洲诸国间的沟壑。而在亚洲地区，他们则对日本军队的非人行为了痛苦的赎罪，并以此为基础，从内心祈求和解。我志愿站在了表现这姿态的作家们的行列的最末尾，直至今日。

现代日本无论作为国家或是个人的现状，都育着双重。在近、现代化的历史上，这近、现代化同时也带来了它的弊端，即太平洋战争。以大约50年前的战败为契机，正如“战后文学者”作为当事人所表现来的那样，日本和日本人在极其悲惨和痛苦的境况中又重新发了。支撑着日本人走向新生的，是民主主义和放弃战争的誓言，这也是新的日本人最本的德观念。然而，蕴着这德观念的个人和社会，却并不是纯洁和清白的。作为曾践踏了亚洲的侵略者，他们染上了历史的污垢。而且，遭受了人类第一次攻击的广岛和长崎的那些死者们，那些染上了放病的幸存者们，那些从父母遗传了这放病的第二代的患者们（除了日本人，还包括众多以朝鲜语为母语的不幸者），也在不断地审视着我们的德观念。 [page]

现在，国际间有一批评，认为日本这个国家对于在联合国恢复军事作用以维护世界和平持消极态度。这些言论满了我们的耳朵。然而，日本为重新发而制定的宪法的心，就是发誓放弃战争，这也是很有必要的。作为走向新生的德观念的基础，日本人痛定思痛，选择了放弃战争的原则。

西欧有着悠久传统——对那些拒绝服兵役者，人们会在良心上持宽容的态度。在那里，这放弃战争的选择，难不正是一最容易理解的思想吗？如果把这放弃战争的誓言从日本国的宪法中删去——为达到这一目的的策动，在国内时有发生，其中不乏试图利用国际上的所谓外来压力的策动——无疑将是对亚洲和广岛、长崎的牺牲者们最彻底的背叛。为小说家，我不得不想象，在这之后，还会接二连三地发生何残忍的新的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