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手。

房东太太又摇了摇。“要不是为了孩，”她说，“我就要把房卖了。但我希望孩成长的环境能好些。”

我说对此我能够理解，她说这个地区光景自然不如从前了，因为有些大宅维护费用太，主只好把房卖给外来的移民了（她的嘴角微微朝下撇了撇），那些人把房隔成小间租。“幸好我们这条街还没有这事，”她说，“我跟孩讲得一清二楚，告诉她哪条街能去，哪条街不能去。”我回答说这个办法不错。在签订租约之前她似乎随和的。租金这么低，公共汽车站又近在咫尺，在这个城市里真不容易找到这样的房。

“此外，”我又对恩斯丽说，“人家也有权对烟提意见来，房要是着了火怎么办？况且对别的事她从来没有多嘴。”

“别的什么事啊？我们从来没有惹过别的事情。”

“晤……”我说。我怀疑房东太太已经注意到我们带回家的那些瓶装酒，尽我总是尽量让它们看起来像是普通杂货的样。的确，她并没有明确禁止我们什么事（那未免太骨，有违她的准则，她凡事不声，只是稍微暗示一下而已），但这反而使我到拘束，让人觉得什么事都不能似的。

汽车来了，恩斯丽又说，“夜人静时，我听见她蹑手蹑脚在楼梯那边上上下下的。”

在汽车上我们没谈；我不喜在汽车上说话，我宁可看看那些广告。此外，除了房东太太之外，我和恩斯丽共同的话题并不很多。我只是在决定要搬来后才刚刚同她认识的，她跟我的一个朋友相熟，她想找个人同住，我也在找伙伴，就这样走到了一起，这情况是很常见的。或许我当初该用电脑来找室友，不过总的说来这样的安排还不错。我跟她相得还好，彼此都在习惯上象征地作了些调整以适应对方，在我们之间几乎不存在女人间常有的那隐隐约约的敌意。我们的住所从来算不上真正净，不过我们也不让灰尘积成了团，我和恩斯丽达成了一默契，如果早餐时我洗碗碟，晚餐时就由她来洗；如果我扫了起居室，她就负责厨房桌。这是一有来有往的安排，我俩都知只要缺了一个环节，一切就会垮台。自然我们有各自的卧室，卧室里的事则完全由个人负责。，例如在恩斯丽房间里地板上就有些叫人难以放心的地方，她那里丢满了穿过的衣服，衣服上东一西一放了好几个烟灰缸，就像是走路用的垫脚石，尽我认为这有引起火灾的隐患，但也从来绝不提。我们就这样互相克制——我说互相克制，因为我有些事情她一定也看不惯——彼此没有多少，维持着一相当平稳的关系。

地铁站到了，我买了包生米。我肚已经饿了。我拿些给恩斯丽，她不要，这样我就在城的路上全吃掉了。

我们在南边终前的一站下了车，又一起走了一个街区；我们的办公室在同一个地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