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从后面要讲的房地产改革、货币改革、宏观调控等等来看，也只是“度”的把握有所欠缺，理想与现实有所冲突。但对于“名”的改制，我觉得，实在是太过混，有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活动了。这就好比让今天的北京，一年到，中都、大都、北平、蓟来回换，谁人不疯？

三、人犯罪后，恢复二字名，以示罚。

由于王莽的法令，从那时起，人们渐渐养成了使用单字名的习惯，后来虽然新莽政权被推翻，王莽的命令理说是不应算了，但风气一直也没有改过来，人们觉得用两个字取名是不光彩的事。由于当时人并不是很多，人的活动范围、际半径也有限，单字名并没有对社会造成太大的不良影响。因此，单字现象得以沿续，一直到三国时代。至于新莽政权后来造反、叛的绿林军有的领袖叫王凤、王匡，与王莽长辈同名，不知何故，故意为之？偶然巧合？

当然，我们还不能忘了他在人名上的改变，十分有趣。

这个来自于本人以及很多网友的疑问。就是《三国演义》里，除非类似诸葛亮、夏侯渊这样的人是复姓，否则一律是一个姓加上一个名，是两字姓名，并有比较雅的“字”，就连很多勇夫也是如此。那么为何如此整齐划一呢？

二、王莽上台后，曾经下过“去二名”的“制作”，也就是以法律形式规定不准用双字名。

从王莽这命令可以看三个问题：一、王莽之前的人名用字数是不受限制的，他自己孙的名都是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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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王莽。

王莽立的皇太是王临，王临的一个儿叫王宗，因此王宗是王莽的亲孙。要是慢慢地等，靠死爷爷和爹爹，这个王宗是可以当皇帝的。可是，他太急，等不得了。自己了天的衣服、帽，穿上，让人画了幅画像，还刻了铜印三枚，与其舅舅合谋，准备抢班夺权。可平有限，事情暴。虽然是亲孙，依着王莽先前连俩亲儿都杀的事实，这事也不能轻饶，王宗一看不好，就自杀了。虽然人死了，但“政治权力”也要剥夺，王莽下了这样一命令：“宗本名会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复名会宗。贬厥爵，改厥号，赐谥为功崇缪伯，以诸伯之礼葬于故同谷城郡。”这命令不琢磨是看不门的。“制作”就是法令，王宗本来名是两个字，叫“王会宗”，是依法令后改成的“王宗”，现在犯了法，得再改回去，还叫原来的“王会宗”。

但这历史惯，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比如我们通常所熟知的“焚书坑儒”。历史上虽是争议，什么坑的不是儒啦，什么焚的只是《诗》、《书》这两本书啦，等等，但有一条是确凿的，就是秦始皇确实颁布了“挟书令”。这个“挟书令”规定，非博士的普通人家不得私自带有、存有《诗经》、《尚书》这类思想类的读，但是可以有“日书”这样的日历东东（现在有好多这类土的竹简，超级难读）。可是秦亡汉兴的社会大变动给我们一个错觉是，秦的灭亡便是秦的一切都灭亡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创制一个新制度，只得照人们惯常的制度继续施政。“挟书令”也承继了下来，直到人们意识到文化需要恢复，才想起来，“挟书令”是阻碍文化普及的因素之一，于是废之，于是后来有了今古文《尚书》之争。正所谓汉承秦制，唐承隋制，清承明制。制度最难改变，习惯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