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们纵观王莽的仕路线，可以发现这位仁兄并非如此。他的仕一路京官扶摇直上，见不到他在地方上官的经历。虽然中间曾“发”南，但也仅限回家疗养而已。他继承了“民本”思想的优良传统，心中有天地，心中有百姓，心中有万苍生，但由于缺乏地方治政经验，很多改革偏于理想化，极其不符合实际。让后世史家常常笑为“知识分”式的改革家、“书呆”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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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看到，王莽对土地改革尽快叫停，还是显他的政治警觉，不致一错再错。而后来的历史证明，就算是光武帝刘秀也无法撼动豪的势力，豪族共同逐渐占据中古历史的统治心成为一历史趋势。

西汉时代对官的升迁背景有制度要求，即想要成为“三公”这样级别的人，必须要有曾任地方大员的优秀政绩，对地方民情有着刻的了解。就算皇帝特别赏识某个人，也会让他先去首都周围的郡县“试练”考查。这个制度确实保证了自上而下，自皇帝到大臣到郡守，“民生”问题的关注，使得西汉的统治思想也更与“民本”接近。皇帝只是代天行政，刘氏为皇帝，乃上天所选，换成别的姓氏统治万民也未尝不可。

究其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王莽对“执行力”问题认识不清。

”

当然区博未言之，实在是现实的阻力重重。王莽求削弱豪。但他没有想到，周遭大臣、乃至基层的执行者，遍布豪的势力。他们本就是大地主，怎么会用自己的右手去砍斫自己的左手呢？官官相卫、官商勾结、官土勾结，让居最皇位的王莽先生也真是无可奈何。

解释一下。

以往王莽的土地改革与其他改革措施罗列在一起的时候，往往“首当其冲”地成为新莽覆亡的主要原因。然而通过上面的讲述，可以发现历史并非如此。土地改革只是诸项改革中甚至经济改革中很小的一段改革。由于很多地方抵制，所以土改范围可能很小。由于仅仅持续不到四年就被叫停，所以持续时间很短。远远没有五均六（工商理制度）那样真正引起政界、商界、民众界的震动。

显见的证据来自于中郎区博的谏书。他认为：井田制虽然是圣王之法，但废除已经很久了。秦代实行开阡陌的政策是与时俱。我们也当与时俱，如果还用这旧法，就算尧舜复活，也难得民意。

于是他下诏：“诸名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不仅允许土地买卖，而且连庶人（比隶更甚）都可以买卖。这次土改是个大大的失败。

婢曰“私属”，就是说婢不应该视同，不再允许买卖。颇有人权主义的意思。但王莽的初衷只是不再鼓励隶买卖，至于隶的使用还是默许的，任由隶这类人群自生自灭去吧。

“王田”的思想来源于“井田制”，但“井田制”是否存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王莽用了孟和《周礼》中的一个理想化的“井田”理论为“王田”制提供合法，表现的是一政治智慧。

更名天下田为“王田”，就是宣布全国土地无论大小，都归国有。豪、小民，一视同仁。他试图通过政治手段行分土地，目的是好的——让全国人民都能吃饱饭。（千百年后，李自成的“均田免粮”，太平军的“无人不保”，知青下乡的“大锅饭”，都是这“大同”理想的反映。）

但理想和现实发生了冲突。这场始于公元九年的土地改革运动，仅仅实行四年（公元十二年），就不幸夭折。

我国历史学界，历来把“井田制”同“分封制”“宗法制”“隶社会”联系起来。然而今天的研究成果证明证据不足。一则“井田”思想本来源于孟对古代理想式社会的一构建，孟本人也没有提足够的证据，说明“井田”在周代的存在，是他的一厢情愿而已。二则隶社会在中国并不存在（隶制倒是常常见到踪影，你就比如两汉时期的隶问题），把井田与隶生拉拽，是理论家的一厢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