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先生又说：“木芝村原盛产木耳，故名木耳村，后因村中槐树下发现一株灵芝，遂改名叫木芝村。……村中原有过街牌楼、前殿、后殿、王允街、貂蝉戏台和貂蝉墓。”这样就能够证明貂蝉确实是史有其人、而且生于此木耳村吗？当然不能！因为说“

貂蝉冠来，因此唤貂蝉。”忻州民间有云：忻州无好女，定襄无好男，意即自忻州了貂蝉，定襄了吕布后，当地风都被占尽了。除了这些，至今木芝村的老者说，该村外曾立过“貂蝉故里”的石碑，村中还有墓与庙，还有一条以王允命名的街等。白门楼事发后，貂蝉会是怎样的命运呢？有这样几传说。一说是曹得知关羽把貂蝉藏在静慈庵，就暗中派人缉拿，貂蝉为绝曹的野心，遂扑剑自杀；一说貂蝉家为尼，其间写了佚名的《锦云堂暗定连环计》，寿终庵中；一说曹采纳荀攸之计，为离间桃园三兄弟，而把貂蝉明许关羽，暗应刘备，为绝曹念，关羽杀了貂蝉；还有一说是，关羽把貂蝉送回了木耳村（今木芝村），貂蝉一直未嫁，所以村中便有了貂蝉墓及纪念殿堂，还在后殿供奉了关公。前些时候又添新闻，成都北郊一位曾姓老人曾捡得一块碑，碑文曰：貂蝉，王允歌姬也，是因董卓猖獗，为国捐躯……随炎帝蜀，葬于华县外北上涧横村黄土坡……此说，貂蝉极有可能落于蜀中而了结残生。

因此，就算貂蝉实有其人，起码在她生前，向别人说起她的生地时，也绝不会是：“并州九原县木耳村人”。另察魏文帝黄初元年时，复置于建安十八年时省冀州之并州，并以太原郡郡治晋为并州州治，而中国地图版社所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三国时代“冀州并州地图”页上，标示太原郡晋所在上方即有「并州」二黑字，或许孟先生未及细辨，误以为此“并州”即为郡名，从而有“并州郡九原县”之说？

元杂剧作家在并未细究忻州作为地理名词在理史上的沿革过程的情形下，错以为前朝宋时的忻州亦可推用在两汉、三国，因而留下如此谬柄；今日的忻州市，在东汉时属并州太原郡曲县辖下，到了汉献帝建安二十年时，曹另置新兴郡，郡治所在为九原县，即今之忻县，据清代学者吴增仅撰、杨守敬补正的《三国郡县表附考证》记载：新兴郡，《魏武纪》：建安二十年省云中、定襄、朔方、五原四郡，各置一县领其民，立以为新兴郡，《太原府志》：治九原。

九原，故属五原。《元和志》：汉末徙置太原曲县界，属新兴郡。

有学者孟繁仁先生考证，指貂蝉“姓任，小字红昌，生在并州郡九原县木耳村”——“并州”乃为州名，并非郡名，但网络上可见数据皆作如此写法，或许有源自同一来源而相互转抄之可能；即使如此，这个说法仍大有问题。据孟先生声称，已发现了貂蝉的故里，乃在今“忻州市东南三公里的木芝村”；本文前面已经提过，“忻州”是隋、唐以后才有的地名，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山西二·忻州》写：秋属晋，战国属赵。秦为太原郡地，汉因之。后汉末为新兴郡地，晋因之。北魏兼置肆州，永安中又改郡为永安郡。后周徙州于鴈门郡。隋开皇初复改置新兴郡，旋废。十八年，置忻州，因忻为名。大业三年州废，属楼烦郡，义宁初复置新兴郡。唐武德初又改为忻州，天宝初曰新兴郡。元初复故。宋仍为忻州，金因之。元初改为为九原府，旋复故。明初仍曰忻州，以州治秀容县省。

本章尚未读完,请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话说回来，当初杂剧《连环计》作者之所以要将貂蝉说成忻州人氏，主要是因吕布的籍贯在并州五原郡九原县，而元代时的忻州，属九原府，既然戏里貂蝉与吕布本为夫妻，两人自同一乡里似乎便是顺理成章之事；只是为了迁就吕布“五原九原”的，而把貂蝉设计成元人所理解中的「九原忻州」人，殊不知，这又是一个更大的错误！因为吕布生前时的“五原郡九原县”，在今包市西方，建安二十年时，五原郡为曹所省废，九原县治才向东南内迁，而成为新兴郡的郡治，也就是今日的忻县所在；至于说到包与忻州的距离，可是足足有两百八十公里之遥，实在差得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