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陵之败，主要原因在于李广利的援军迟迟不至。然而李陵以五千军士力抗匈八万骁勇之敌，持近十日，不可谓非奇迹，不可谓不尽力。可惜李陵未能实践其“吾不死，非壮士也”之诺言，而如韩延年那样战死疆场，以完名节，其一生的大错，正始于此。或者这是因为他毕竟还年轻气盛，图来日争贰师援兵不至这气？或者他想暗敛机锋，以待来日？固然，自古以来战无必胜之理，战败则就有被降的可能。然而不怎样，武将贪生，战败降敌，在近代之国人那里，或仍可以“光荣投降”而赢得谅解甚至喝彩；在时下行的三两不韵世事的小娃光着又蹦又地在那里歇斯底里嚷嚷着的“汉万岁”的号声中，或也能赢得惺惺相惜的相投臭味。然而在中国传统之“不成功便成仁”的理和德框架里，却决不能容许之；在任何一个尊重人格尊严超过了生命、并渴望在人格的实现中实现个人的价值的社会里，大概也鲜能被容许。而况自古以来，被俘不降不屈就义的壮士多有，岳飞所谓“文官不钱，武官不怕死”者也。因此，李陵的投降行为无论如何都是不能辩解的。李陵之为后人所痛恨之，也正在于此。

面对如此劲而毫无畏惧的对手，匈军又不知陵军虚实，以为自己面对的乃是汉军锐；而且此时李陵军已退至离开汉朝边不远，单于也担心自己是否会中敌引敌围而歼之之计，因此也已心生怯意，准备要撤。就在这时，陵军一个叫敢的军侯汉，因曾被其校尉所辱，而投降匈，并告之以“陵军无後救，矢且尽，独将军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为前行”。单于闻之大喜，攻陵军益急。连战八日，汉军且战且退，“未至汗山，一日五十万矢皆尽。。。士卒多死，不得行”。“匈遮狭绝，陵乏而救兵不到”，兵困乏，弹尽粮绝。李陵知已被算计，犹叹：“复得数十矢，足以脱矣”。有军吏劝求径还归，被李陵拒绝，称“吾不死，非壮士也。”并下令乘夜让兵士各自逃亡，那样或“犹有得脱归报天者。”到了夜半，“击鼓起士，鼓不鸣。陵与韩延年俱上，壮士从者十馀人。虏骑数千追之，韩延年战死。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

汉，顾名思义即背汉之人。于汉朝而言，任何的卖了汉朝天下之利益者，都可以归汉之列。在帝制时代，天下每每被简单等同于帝王家之天下，因此维护帝王正统之人就常常把背叛了帝王家利益之人，也简单的归为贼逆，乃至于汉。这当然是不正确的。诚如顾炎武所，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家一姓之天下。因此，所谓汉，首先是一个民族和民族所立其上之文化的概念，而

中华民族在经历了秋战国数百年战、和秦火及随之的七八年楚汉相争后，人丁凋零，民不聊生，众心思定。经过文景四五十年修生养息后，到武帝时，才渐渐形成了以汉民族为主的相对稳定的民族形。相随于它而产生的，即所谓的“汉”。因此，汉实可谓与本民族如影随形，从一终始。

士，甚得名誉”；加上他又是名将之后，久之自然就赢得汉武的青睐，“以为李氏世将，而使将八百骑。尝匈二千余里，过居延视地形，无所见虏而还”。不久，“拜为骑都尉，将勇敢五千人，教酒泉、张掖以备胡”，受制于无能而又狂傲自大的国戚，贰师将军李广利。事实上，李陵一生的悲剧从这一时刻开始，就已经正式上场了。

（三）

如果李陵战死或自尽而死，他必已是垂范千古的民族英雄；如果李陵就此甘心情愿地作人才，为人驱使如明末的洪承畴，那倒也简单。然而李陵却选择了另一条路，一条似乎是为了使自己从“心有不甘”中解脱来的路。这条路对他而言是至为难行，每迈一步，都要备受民族大义良心的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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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确是被他那不甘之心所驱使，沿着那条路向前走去了。

旬月，陵军到达浚稽山，并与单于的三万骑兵相遇。匈兵见汉军少，蜂拥围攻之。“陵搏战攻之，千弩俱发，应弦而倒。虏还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单于大惊，召左右地兵八万馀骑攻陵。陵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由于连续作战，陵军士卒多数负伤，但士气未敢稍懈。明日再战，又斩首叁千余级。孤军不利，而援军迟迟未至，李陵乃命且战且退。“南行至山下，单于在南山上，使其将骑击陵。陵军步斗树木间，复杀数千人。因发连弩单于，单于下走。”

李广利乃嫉才妒贤而又心狭窄之人，自然不会让李陵风。“天汉二年，贰师将叁万骑酒泉，击右贤王於天山。”以李陵之才能，本当担任一方要职，冲锋陷阵；然而李广利却准备让他专后勤辎重。报国心切却又不韵世故的李陵自然不愿意，乃向汉武“叩自请曰：‘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命中，愿得自当一队，到兰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乡贰师军。”并立下“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这样的豪言壮语。李贰师自然很不兴。不过用兵心切的汉武却嘉许之，并令弩都尉路博德率兵在半迎接李陵之军，以作侧应。博德曾为伏波将军，不甘为陵之後距，就奏称“方秋匈，未可与战，臣愿留陵至，俱将酒泉、张掖骑各五千人并击东西浚稽，可必擒也。”。汉武“疑陵悔不而教博德上书”，大怒不许。李陵于是只有匆忙率领步卒五千，兵居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