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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初年,历法与后世有所不同。大体上虽也遵循阴历,但却不是以一月一日作为过大年的标志,而是定在十月一日。所以,后世将热闹快活、除旧迎新的“过大年”称为“春节”,但在汉初,过年时正值秋末冬初天气,也许是叫做“冬节”也说不定。
总之,这习俗从高皇帝刘邦时开始,延续了一百多年,直到后来的汉武帝太初元年,开始启用新修成的太初历,规定每年的新年从一月一日(即正月初一)开始,从才从此延续下来,两千余年习以为常,以至于到了后世,除却史官之外,已经无人再记得还曾经有过这么一段过“冬节”的年月。
所以在这一年,一进九月,便是年末了。
长安城今年冷得极快――数日之间,已开始有冻手的感觉。节气中的寒露过了,还未到霜降。清晨时分,殿顶屋瓦上已多会有白花花的一片。
杂务兵在院子里用大竹枝扫帚“刷――刷――”地把落叶扫聚到一起去,虽然轻手轻脚的,还是把东侧军官营房里的刘兴居吵醒了。他看看天色,已经蒙蒙亮了,便深吸一口气,一跃而起,钻出暖融融的被窝,一股凉气包围着扑上来。
他迅速地穿上衣靴,拿起桌上的武弁冠戴上,一边往颌下系紧冠带,一边已经快步走出门去。
杂务兵们畏惧地朝他施礼。他没有看到,已经开始自顾自练起拳来,虎虎生风,煞是威猛。
这是他每天清早的惯例,先练半个时辰的拳,让身体发热活动开,再练半个时辰的刀,然后才去值班巡视。一天忙完,到得吃罢晚饭,略作休息,他还要在月光下继续练两个时辰的刀法,然后才能疲惫地、大汗淋漓地光着膀子去睡觉。除了宫中必须出席的活动之外,他每天都坚持这个日程,不愿偷懒。
以前教他的高手们都说过一句类似的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他现在体会越来越深了。
虽然他刘兴居是“天潢贵胄”,但这长安城中的天潢贵胄一抓一大把,个个都姓刘,比他先封上侯爵的就不下十个,后面还有一大堆在排队等着。大家论资排辈,他这个东牟侯,连北阙甲第的一座小房子都捞不到。
若是提到官职,更加让人丧气。朝廷上比较显贵清要的官职――也就是报酬丰厚、事情不多、最适于悠闲自在的――几乎都是吕氏子弟在做。刘氏皇族们眼巴巴望着,只能干咽下口水。别的高位也有,但都太累、太专业――比如少府官署要成天统计算账;廷尉府要精通法律;太常府要对繁琐的礼仪祭祀流程了如指掌;将作大匠府要会计算土方、监督木瓦;御史大夫官署要监察百官,容易得罪人,每年还要全国各地跑路巡视,油水不多,又饱受颠簸;相国府就不必说了――就算吕产不姓吕,他那个工作起来不要命的架势,也足以把任何身体不好的属下拖死。
所以,刘兴居对自己这个未央卫尉的官职备感欣慰。这是重职,虽然级别不太高,但是亲近皇宫中枢,升迁得快,将来做中郎将,做上将军,甚至做太尉――帝国不常设的军事总统帅――都是大有希望之事。
有时聚会,看到那些闲散枯坐、百无聊赖的刘氏叔伯兄弟们羡慕的眼神,他心里总是暗自爽快。当然,这也让他更清楚,除了练就了一身不错的武功之外,他对这个官职并没有什么保险的优势。如果――有另外的刘氏子弟武功超过了他,甚至开国功臣的后代们中有绝顶高手――都有可能将他取而代之。所以,他练武一点怠慢的心思也没了,三九酷暑、三伏寒冬都不敢放自己的假。
有时他忍不住也发发牢骚,骂一句――妈的!长安城嘴多,饭少,屁股多,位子少!活得太累,老子还是回老家临淄去算了。
骂归骂,他也知道不现实。回到临淄又怎样?齐国虽然广大富饶,却是属于他大哥刘襄的。人家是嫡长子,今年才二十六岁,没有意外的话,就会一辈子做下去――有意外又怎样?只要大哥有了儿子,就算再小,都会直接继承王位,怎么都不会轮到他刘兴居头上来。所以,虽然也是齐国的王子,但自从他懂事开始,他就早已不存着“封王”的奢望了――当然,终究兄弟情深,他也不希望大哥出意外。
那就只有在临淄城齐王宫里再呆上几年,然后搬到自己的封地东牟县去,盖一座侯府,每年两次等待缴上来的赋税了――不到一千户,虽说钱是足够花了,但关键是,从此自己的人就废掉了。在这么一个并不繁华的小城里呆着,连土皇帝都算不上――还有朝廷派来的辅助官吏,以及定期下来巡查的御史哪。他知道,他就只能无所事事,每天躺在府里看看普通脂粉们的歌舞――虽然他不好女色,心里还是不服气。
嗯,对了,还可以每天骑马到城外去转两圈,站在荒凉的高坡上,西望长安,想想那里城中轻车怒马、鲜衣冶游的显贵们,再发发呆,做做统率大军、出塞立功的永不能实现的英雄梦――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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