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兵，果士饱腾。

四，在社会治安方面，大西军初云南时，为了防止官绅和土司的破坏，一度沿袭在成都时期的戒备措施，对昆明的居民实行严格的籍制度和行动限制：“设一牌，书大小男妇姓氏悬之门首，以查。严门禁，不许女；凡男人，各以腰牌为据，牌上写本年貌住址。城外城者持腰牌挂于月城之左廊，事毕仍取去，门上放。城内者持腰牌挂于月城之左廊，事毕仍取去；有牌，守卒始放。远来者面上打印为号，有印，门卒始放。若是之严，总贼畏土司之众多，恐有不测，防若此。”2至各府、州、县，虽然委任了文职印官，但实权大抵掌握在分布各地的武将手里。随着形势的稳定，社会生活日趋正常，孙可望等大西军领导人不失时宜地放松了对居民的军事制。如昆明原归都督王尚孔领导的四城督捕辖，大约一年以后即撤销四城督捕，“百姓皆归昆明县理”3。到己丑（1649年）元宵节，在昆明“大放灯，四门唱戏，大三日，金吾不禁，百姓男妇城观玩者如赴市然”4。自明末以来多年不见的升平景象，竟然在大西军滇不到两年时间里就现了，连原先心怀敌意的士绅也为之赞叹，称之为有“熙之风”1。

为了争取地主士绅的支持，孙可望等相当注意争取他们的合作。滇之初，孙可望就在八月间亲自去文庙祭祀孔，接着命吏尚书兼翰林院事的严似祖主持考试生员，“取士三十三名，观政选官”2。对于生活有困难的士还给予关怀，“开仓赈济寒生，每人谷一斗焉”3。这些措施使主要

于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到有日，大大减少了抵情绪。到1650年大西军兵“以复中原”的前夕，孙可望等还选派兆羲“考试滇南生童”，意在收知识分任收复地区的官职。当时，孙可望亲统大军征，李定国留守云南，“兆熙（羲）考试毕，率云、武二府生童赴李定国府谢。定国赏钱三百串，面云：‘诸生用心读书，不日开复地方，就有你们官了’，等语。诸生谢。由是文教渐复兴也”4。1651年（顺治八年，永历五年）后，刘文秀北四川，李定国东两广、湖南，所占地方派设了不少官员，其中相当一分就是从云贵人士中选的5。

五，对于云南少数民族和宗教在政策上也作了比较妥善的理。孙可望等人利用明封黔国公二百多年在各土司中享有的威信广行招徕，注意笼络各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只要不持敌对态度就承认其统治权，并责成土司提供分兵员和粮饷，不少土司的人成了大西军下的将领。孙可望、李定国等人排除民族偏见，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将士能够用其所长，如山区行军作战，组织象阵等等，从而扩大了兵源，形成了西南各族人民共同抗清的局面。清朝廷臣在奏疏中说：“孙寇所藉兵力，蛮为多”1。时人李介也说：“定国所将半为?倮、、佬，虽其土官极难钤束，何定国御之有法也？”2这表明大西军领导人在团结西南少数民族问题上收到了显著效果。

在宗教政策上，云南各族人士多虔信佛教。大西军初滇时对这一特注意不够，如1647年李定国率军攻克丽江（今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当地“俗多好佛，常以金银铸佛，大者丈余，次者八九尺，再次者二三尺不等，如是罗列供养”。大西军将士竟然把佛像“尽击碎驮”，充作军饷3。为时不久，孙可望等就改变了政策，明令保护宗教寺观，甚至带刻印佛教经典、铸造供佛的香炉等4。这里自然有受习俗熏染转而迷信佛教的一面，但客观上尊重了当地居民的信仰，有利于加民族团结和地方局势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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