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到丝、织品外，还获得五铢铜钱和玉髓质、玻璃质各饰珠，以及来自异域海岸的海贝、珊瑚等。这些品显示了早期“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中继城镇的特。

在佛塔南面土台南约80米的台地上，有倒塌了的房屋遗迹，房屋墙系用芦苇束串扎而成。斯坦因把这里编号·8，他在这里搜集到木梳、木碗、铜铁箭镞和名丝、织品。我们在此除采集到丝、织品外，还获得玉髓质饰珠和铁镞。在佛塔东面约30余米，也有一小台地，上面堆放着散的木材。斯坦因把这里编号·9，他在这里搜集到?卢文木牍1枚，日本长泽和俊判定此为僧房8。我们在木材下试掘，发现堆积着黄灿灿的粮，堆积层厚约70厘米，宽约100厘米。粮标本经四川农学院颜济、杨俊良教授鉴定，确认为糜和大麦。

西南区残存建筑遗迹呈冂形，正中的三间房址，斯坦因编号·2。从三间房的房基线测得东西长12.5米，南北宽8.5米，总面积为106.25平方米。其中东西两间较狭小，中间一较宽大，用两大小不等的土块垒砌，一为42x23x10厘米，另一为17x27x10厘米。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斯文赫定在东面的一间小房中掘汉文纸文书36件、木简120枚9。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斯坦因在此又获得了许多汉文纸文书和木简10。我们清理时，东面这一间编号为f1，发现纸文书一件和一些丝、绢、棉布、波纹锦和小陶杯等。

三间房的东西两厢房是用大木材作框架、红柳枝作夹条、外涂草泥的墙建筑，西厢房的大小框架至今犹存。斯坦因把这里编号·3，他在这里获得了大约37枚汉文木简和2枚?卢文木片等。东厢房可见大木框架、散木材和红柳枝墙，在大方木上我们发现了红的漆。三间房东北面，在斯坦因编号·2·6·7的地方，东西并排两个房间，隔墙用土块垒砌，在这两个房间的前面，斯坦因在民国3年（1914）曾掘“许多有价值的写在纸上的汉文文书和两片粟特文文书”。我们在这里重新行了清理，编号为f3，发现木简1枚，以及骨鞘、布和毯残片、麻鞋、破袋、棉布、墨绿丝绢等。

三间房西厢房之西，相连接的同一台地上，有一片垃圾堆积，主要为芦苇秆和厩。我们在此开探沟一条，编号为t1，长2米，宽1.5米，西南30厘米，东北80厘米。探沟中土木简一枚，以及方格布、棉布残片、绳、带、残漆杯、木梳等。

在三间房西约35米的地方，是一大片垃圾堆，横宽约30米，纵宽约15米，最厚约1米，东南边与西厢垃圾堆相连。斯坦因把这里编号·6·2。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在此挖掘，获得了最丰富、最重要的收获，“其数量最多的就是写在木上和纸片上的汉文文书，我当时数了一下，约有170件，其中有121件发表于m·沙畹的《文书》中，其余是小的残片或由于某原因不能辨认的文书。”在这里，他还搜寻到?卢文木片4枚、纸文书4枚和早期粟特语残片1枚。民国3年（1914）他再次来此，又获得了40多枚写在木片和纸片上的汉文文书和1枚?卢文木牍。我们重新清理，编号为t，发现残木简60枚、纸文书1枚。

三间房是城中唯一用土块垒砌的房屋，面局严谨，联系从这里及其附近垃圾堆中土的大量木简和纸文书来看，我们推断这里当属官署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