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虽形阙奉亲，而内怀其孝；礼乖事主，而心戢其恩；泽被怨亲，以成大顺。福幽显，岂拘小违；上智之人，依佛语故为益；下凡之类，亏圣教故为损。”[1]卷903p9427从唐祖李渊对一些僧大德的诏问中，就已经使我们不难看他对佛、二教的思想情倾向。在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唐祖终于在武德八年（625）借“幸国学”释奠之际，“堂置三坐，拟叙三宗”，“时五都才学，三教通人，星布义筵，云罗席，天下诏曰：‘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释教后兴，宜从客礼。令老先、次孔、末后释宗。’当尔之时，相顾无。”[4]卷24《释慧乘传》，又参见《唐文拾遗》卷1p10373和《集古今佛论衡》卷丙。由此奠定了唐初三家共存，先佛后的宗教政策。为使这一政策得以真正的落实，唐祖又于武德九年（626）五月，再次下诏《沙汰佛》。这一诏令虽在名义上是佛、二教同在“沙汰”之列，但从诏令的内容上使人不难看他是“沙汰”佛僧，扶持教。诏令对于佛教的作用首先给予承认，认为释迦阐教，“宏宣胜业，修善，开导愚迷，津梁品庶。”但接着诏令历陈佛教之弊：“乃有猥贱之侣，规自尊；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为剃度，号家；嗜无厌，营求不息，闾里，周旋，驱策畜产，聚集货；耕织为生，估贩成业，事同编，迹等齐人；违戒律之文，退无礼典之训，至乃亲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讹，通豪猾，每罹宪网，自陷重刑，黩真如，倾毁妙法。－－－－－－近代已来，多立寺舍，不求闲旷之境，唯趋喧杂之方，缮筑崎岖，寺宇舛错，招来隐匿，诱纳邪。”“有亏崇敬之义。”从其所列佛教之弊来看，唐祖显然受傅奕的影响。但对于教唐祖却只是说：“驱驰世务，尤乖宗旨。朕膺期驭宇，兴隆教法，志思利益，情在护持。”一句“驱驰世务，尤乖宗旨”便敷衍而过，两相对照其情倾向昭然若揭。行“沙汰”的目的，是以“使玉石区分，薰莸有辨，长存妙，永固福田。”对于如何行“沙汰”，祖也提了其的标准：“有勤练行守戒律者，并令就大寺观居住，官给衣，勿令乏短。其不能戒行有阙者，不堪供养，并令罢退，各还桑梓。”且对全国寺观的数量也作了规定：“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5]卷1p16这一规定单从表面上来看似乎佛寺比观多一所，似有对佛教有所袒护的嫌疑，其实不然。那是因为佛教自隋朝之时起，其势力就已经相当大，全国的佛寺与僧徒数量远远多于观与士数量，让佛寺的数量仅仅多一所，实际上是对佛教的抑制，是对教的袒护与扶持。

唐祖之所以袒护教，实行先佛后的政策，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两个方面：一，借助祖老以抬李姓皇族的门第族望。于陇右军事贵族集团的李氏家族，虽在隋末农民战争中凭借着军事实力夺得了天下，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但其门第族望却并不；而自西汉末年以来形成的世族豪，借助曹魏时期的“九品官人法”，至西晋便形成了一士族阀阅制度，其崇尚门第郡望的思想意识充斥着世人的脑，且对后世影响至。虽历经斗转星移，世态变迁，一座座皇倒塌，一皇冠落地，致使一些阀阅门第渐趋衰微，但尚有一些阀阅门第却经久不衰。这社会历史现象似乎为中国所独有。久盛者自不待言，而衰微者却仍以自门第郡望自矜，蔑视庶族寒门，此意识初唐犹存。正如唐人所说：“山东士人尚阀阅，后虽衰，孙犹负世望，嫁娶必多取赀，故人谓之卖婚。”[6]卷95p3841对此祖李渊大为叹：“关东人崔、卢为婚，犹自矜伐。”[7]卷36“氏族”条甚至唐太宗李世民也大惑不解：“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间，则多邀钱币，才识凡下，而偃仰自，贩鬻松，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5]卷65p2443话虽如是说，而言者自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这也就不难理解李唐皇族为何要与祖李老攀亲了。

教在唐朝地位提的第二个原因是教徒的

教尊崇老李耳为自己的始祖，与唐朝皇族同姓，所以又被皇室认定为是自己的始祖。由此以来，教中的士也就自然而然的与李唐皇室产生了一族亲关系。在唐代的国家机构中设有“宗正寺”，以“掌九族六亲之属籍，以别昭穆之序，并领崇玄署。”崇玄署“掌京都诸观之名数、士之帐籍，与其斋醮之事。”[5]卷44p1880―1881显然李唐朝廷是把士当作族亲来看待。教既与李唐皇室同祖，而在政治上受其袒护自在情理之中；李唐皇室既有老为祖宗，门第名望既久且。这是教在李唐王朝中得以尊崇的一条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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