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唐之功。大业十三年（617），李渊起兵晋反隋，其女平公主在关中起兵接应，屯兵于宜寿，此时终南山楼观士歧晖，“知真主将，尽以观中资粮给其军，及帝至蒲津关，晖喜曰：此真君来也，必平定四方矣，乃改名为‘平定’以应之，仍发士八十余人向关应接。”[8]卷8早在大业七年（611）时，歧晖就曾对其弟们说：“当有老君孙治世，此后吾教大兴”。[8]卷8歧晖是否在大业七年就已预见李氏将兴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楼观相传是老讲的故址，是当时供奉老的主要观之一，他希望有一个有利于教发展的皇朝现而编造老君孙治世的政治谶言是大有可能的。当李渊称帝以后，歧晖又对其说：“陛下圣德天，秦王谋无不胜，此乃上天所命，圣祖垂，何寇不可诛也。”[9]卷14所谓的“圣祖”就是老，歧晖已把老看作是李渊的始祖。除此之外，隋朝末年著名士王远知，在李渊起兵之前亦称奉老君旨意，前往密传符命，称李渊当受天命。[5]卷192《王远知传》即位后李渊曾诏“玉清观士王远知授朝散大夫，赐金缕冠，紫丝霞帔，以远知尝奉老君旨，预告受命之符也。”[8]卷8这些符命谶语实际上是李渊集团与士合谋炮制的，以为其皇权神授制造舆论。在当时的确起到很大的作用。这又是唐祖袒护教的另一条重要原因。

祖时期虽然实行先佛后的宗教政策，但并不是要禁止佛教，而仍然给佛教一个合法地位。这是宗教本的质和对统治者的作用所决定的。正如前引祖《沙汰佛诏》中所说的那样：“释迦阐教，清静为先，远离尘垢，断除贪；所以宏宣胜业，修善，开导愚迷，津梁品庶。”祖并声称要“兴隆教法，志思利益，情在护持。”

二唐太宗“先佛后”的宗教政策

唐太宗李世民仍然实行唐祖先佛后的宗教政策。对此佛教徒一直极为不满，不停地与教徒行激烈的辩论。当年唐祖在国学大堂宣诏先佛后时，秦王李世民“躬临位席，直视（释慧）乘面，目未曾，频降中使十数，教云：但述佛宗光敷帝德，一无所虑，既最末陈唱谛彻前通。”释慧乘听从了秦王的劝说，在其辩论中首赞帝德“巍巍堂堂，若星中之月”；“次述释宗，后以二难双征两教。－－－－－－黄巾李仲卿结无报，博士祭酒等，束门。”当李渊问及“大佛小”的问题时，释慧乘从时序上作了回答。并对“”与“德”作了解说。并于贞观元年（627）释慧乘“奉为圣上于胜光寺起舍利塔，像设庄严，备诸神变，并建方等场。”[4]卷24《释慧乘传》联想武德四年（621）法琳上《破邪论》时，首先将奏折呈给秦王李世民，迹象表明，唐太宗对佛教似有一定的情倾向，至少可以说他与释慧乘、法琳私甚好。但在其即位以后，情不得不让位于政治。

贞观七年（633），太中舍人辛站在教的立场，以庄生《齐论》思想向佛教徒提四个问题行诘难，慧净著《析疑论》作答，此后法琳在《析疑论》的基础上著《广析疑论》为之答辩。辛所提的四个问题是：“一音演说，各随类解，蠕动众生，皆有佛。然则佛陀之与先觉，语从俗异；智慧之与般若，义本元同；习知觉若非胜因，念佛慧岂登妙果。”提了“同”与“异”、“众生”与“佛陀”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彼此名言，遂可分别；一音各解，乃玩空谈。”谈的仍然是“同”与“异”、“一”与“多”的问题；对此慧净回答的也非常明白。他列举了“逍遥一也，鹏不可齐乎万里；荣枯同也，椿菌不可齐乎八千。而况爝火之侔日月，浸溉之方时雨，宁有分同明，而遂均其曜泽哉！至若山豪一其大小，彭殇均其寿夭”。第三个问题是：“诸行无常，类缘起，复心有待，资气涉求，然则我净受于薰修，慧定成于缮。”提了“常”与“无常”、“故”与“新”、“因”与“果”。第四个问题是：“续凫截鹤，庸讵真如，虫化蜂飞，何居弱丧？”[1]卷904p9434对辛提的四个问题，法琳概括为“大约两问”。即“佛平等”与“群生各解”和“彼此之两难”与“元同之一门”，[1]卷903p9426―9427是很有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