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别。在前期，宗对佛教关注的多一些，而后期则更为调教的地位。

对于宗在宗教政策上的这一变化，学人各有不同看法，是在情理之中的。但对于有的学者以先为主而不顾一般地历史事实，而认为更为的原因就是宗皇帝“为了利用教徒阻止武则天篡位”有关，且举诸多方面的例证来加以分析说明：一是乾封元年（666）二月，宗东封泰山之后，南到曲阜，西行至亳县，封老为“太上玄元皇帝”，改亳县为仙源县；二是上元元年（674）十二月诏命“王公百僚皆习《老》，每岁明经一准《孝经》、《论语》例试于有司”；三是尊礼士，追封王知远，拜访王知远的弟潘师正；四是《改元弘大赦诏》的内容与宣诏地，由原来的“则天门”举行宣诏大典，临时改在“贞观殿”等等。言之凿凿，颇有一番理。但对此我们则不敢苟同。限于篇幅和我们论题的范围，在此不再展开争辩。[11]

宗前期对佛教关注较多，与其为太时就与佛教徒有较多的往有关。宗为太时，与僧慧净等人就多有接，参与他们论经驳难，且与慧净常有书信往来。当普光寺建成之后，太李治就请慧净任普光寺主持；为此慧净给太写信，说自己不好，“至于提顿纲维，由来未悟；整齐僧众，素所不闲”。太李治又给慧净回信说：“法师昔在俗缘，门称通德，飞缨东序，鸣玉上庠。故得垂裕后昆，传芳犹。尝以诗称三百，不离苦空，曲礼三千，未免生灭。故发宏誓愿，向菩提。落彼两髦，披兹三服。至如大乘小乘之偈，广说略说之文，十诵僧祗，八般若，天亲无著之论，法门句义之谈，皆剖判怀，激扬清浊。至于光临讲座，开置法筵，义神，随类俱解。写悬河之辩，动连环之辞。”[4]卷3《慧净传》可见太李治对于佛教教义有一定的理解，并非是一般的盲从。经过多次的书信往来，慧净答应了太的请求。于是太李治又告谕普光寺的僧众说：“皇帝以神设教，利益群生，故普建仁祠，绍隆正觉。”“名之间，岂容虚立，然僧徒结集，须有纲纪。询诸大众，罕值其人，积日搜扬，颇有签议，咸云纪国寺上座慧净，自清净，本来有之。”慧净法师不仅对于佛教的“龙宝藏，象力尊经，皆自生知，无师独悟；岂止四谛一乘之说，七八会之谈，要其指归，得其真趣”。而且对于“涤除玄览，老氏之至言，洁静微，宣尼之妙义，莫不穷理尽，寻讨源。”[1]卷11p135由此可见，慧净是一位儒、释、的佛教大师。从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可知其往非浅。

宗在为太时，还与唐朝另一著名大师玄奘过往甚密。玄奘法师去西域取经回国后，受到唐太宗的隆重礼遇，并与是年二月六日，奉敕于弘福寺翻译《圣教要文》，凡六百五十七。贞观二十二年（648）六月，太宗曾为之作《大唐三藏圣教序》，当时的太李治见此序文后，又为之作《述圣记》。对此，僧人释彦曾说：“自二圣序文后，王公百辟，法俗黎庶，手舞足蹈，咏德音，内外揄扬，未浃辰而周六合，慈云再荫，慧日重明。”后来弘福寺主圆定请将此二文镂之于金石，藏之于寺宇。诏可之。寺僧怀仁乃鸠集晋右军将军王羲之书，勒于碑石。

贞观二十二年六月，太李治又为文德皇后追福在“城南晋昌里，面曲池，依净觉故伽蓝而营建”[4]卷50《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7大慈恩寺。此“竹木森遂，为京城观游之最”，“寺南临黄渠”。[12]卷199，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十二月条注贞观二十二年（648）十月，“营慈恩寺渐向毕功，奂将成，僧徒尚阙”，太李治又“奉敕旨度三百僧，别请五十大德，同奉神居”。“别造翻经院”，“令（玄奘）法师移就翻译，仍纲维寺任。”[4]卷50《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7同年十二月慈恩寺建成，“凡十余院，总一千八百九十七间，床褥备皆盈满。”太常卿江夏王宗将九乐，万年令宋行质、长安令裴方彦，各率县内音声及诸寺幢帐，凡一千五百余乘，帐盖三百余事，迎请玄奘法师住慈恩寺。其场面之壮观，“眩日浮空，震曜都邑，望之极目，不知前后。皇太遣率尉迟绍宗、副率王文训，领东兵千余人充手力。遣御史大夫李乾为大使，与武侯相知检校。帝将太后等，于安福门楼手持香炉，目而送之。甚悦。衢路观者数亿万人。”后又到慈恩寺参加度僧、陈述建寺之意，至玄奘法师房前，制五言诗帖于曰：“停轩观福殿，游目眺皇畿；法日转，盖接云飞。翠烟香阁，丹霞光宝衣；幡虹遥合彩，空外迥分晖。萧然登十地，自得会三归。”[4]卷50《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7太宗在世时，于北阙紫微殿西别营一所，号“弘法院”，玄奘到慈恩寺后住于此，昼与太宗谈说，夜乃还院译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