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消化异域思想文化的能力与条件。同时，来自天竺的佛教文化在与中国本土的儒、文化长期的碰撞、磨合、往与的过程中，相互收、相互摄与。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唐初正在磨合、往与的过程中，这也是唐太宗给予其合法地位的又一条原因。

唐太宗不仅给予佛教以合法地位，而且对于佛教还给予了相当关注。正如我们前面所言，唐太宗对于佛教是有其情倾向的。不仅如此，他还兴佛寺，度僧尼，烧香拜佛，施舍财。贞观元年（627）将唐祖李渊旧宅后为通义改为尼寺。[7]卷48《议释教》下“寺”条贞观二年（628）五月十九日敕：“章敬寺是先朝创造，从今已后，每至先朝忌日，常令设斋行香，仍永为恒式。”贞观三年（629）十二月一日诏：“可于建义以来，兵之，为义士凶徒，陨戎阵者，各建寺。”先后于汾州立宏济寺；于吕州立普济寺；于晋州立慈云寺；于邙山立昭觉寺；于立等慈寺；于州立昭福寺等等。以上所列寺院并于贞观四年（630）五月建造毕。贞观五年（631）太李承乾将颁政坊立为并光寺；贞观六年（632）将祖旧宅观善坊立为天寺；贞观七年（633）将宁仁坊立为众香寺；贞观八年（634）为太穆皇后追福，将修德坊立为宏福寺；贞观中将延康坊立为西明寺；贞观二十二年（648）李治为文德皇后将晋昌坊立为慈恩寺等等。[7]卷48《议释教》下“寺”条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亲至宏福寺为其母太穆皇后追福，“敬以绢二百匹奉慈悲大。”[1]卷10p129并在其《宏福寺施斋愿文》中自称：“菩萨戒弟”，并说“惟以丹诚，归依三宝。谨于宏福场，奉施斋供，并施净财，以充檀，用斯功德。”[1]卷10p124追福施斋以后，唐太宗又对宏福寺众僧解释自己实行先佛后政策的原因说：“师等宜悉朕怀。彼士者，止是师习先宗，故列在前。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4]《集古今佛论》卷丙

至于唐太宗李世民资助玄奘法师翻译佛经，更是“在中国文化史和佛教史上最大的一件大事”，“唐太宗为他设立译场，集中国内学僧与文人名士数千人，参加佛经的翻译工作。”[10]p82―83僧玄奘前往天竺求经，所经百余国，历时十七载，历尽磨难，于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二十四日回到长安，二月六日在洛受到太宗召见，太宗与之谈论，对其赞叹不已，有加，几次劝其还俗任宰相，都被玄奘婉言谢绝。于是下诏将其从天竺所取梵本佛经六百五十七，设译场于宏福寺行翻译，并让房玄龄、许敬宗“广召硕学沙门五十余人，相助整比。”[5]卷191p5108―5109佛经译之后，太宗亲自为其撰写《大唐三藏圣教序》，并称玄奘为“法门领袖”。[1]卷10p119―120在唐太宗给玄奘的诏书敕文中，字里行间充满着一厚的思想情。

在唐太宗统治后期，尤其是在患疾病时，他似乎更加崇信佛教，屡下剃度僧尼诏书。如在《度僧于天下诏》中说：“比因丧，僧徒减少，华台宝塔，窥无人”，“其天下诸州有寺之，宜令度人为僧尼，总数以三千为限；其州有大小，地有华夷，当所度多少，委有司量定。”[1]卷5p66在对待佛教的政策方面，唐太宗与祖时期相比也有变化。贞观二十二年（648），太宗因其疾病好转，则认为“岂非福善所，而致此休征耶！”于是下诏：“京城及天下诸州寺，宜各度五人；宏福寺宜度五十人。”[1]卷8p104甚至唐太宗夜梦虞世南清晨醒来亦下诏：“即其家斋五百僧，造佛像一躯。”在他有病期间，王玄策不知从何带回一位自言二百岁的天竺僧人那罗迩娑婆，言其会造“延年之药”，太宗令其造之，并发使天下，采集奇药异石，“延年之药”炼成以后，太宗服之，不仅未能延年，反于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死于痢疾。

总的来说，唐太宗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一位宗教徒，无论是他对于教的护持，还是对于佛教的情倾斜，其本的中心轴还是其李唐王朝的巩固与安定。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在《贬萧手诏》中所说的那一番话：“至于佛教，非意所尊。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何则？求其者，未验福于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于既往。至若梁武穷心于释氏，简文锐意于沙门，倾帑藏以给僧，殚人力以供塔庙。及乎三淮沸浪，五岭腾烟，假余息于熊蹯，引残魂于雀，孙覆亡而不暇，社稷俄倾而为墟，报施之征，何其缪也！”[1]卷8p97这就是一代圣者贤君的宗教政策！

三宗李治的宗教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