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的闲谈中，一个朋友感叹说：“工作也不算短了，应该是很成熟了，但却越长大越看不到人生的意义了，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决定了自己的‘人生角色’，在这些身不由己中，‘自己’反倒迷失了。”听了这话不久，刚巧又听到电影《候鸟》中身在异国的女主角的一番牢骚：“从小努力学习是为了光宗耀祖，长大后生儿育女是为了传宗接代，就连在这里打场棒球也是为国争光！”这些，又使我想起，也曾有学生诉苦：“上学的年级越高，对前途和未来反倒越来越迷茫了，非常苦闷。”而在我的学生时代，也曾与同学们讨论过这样的话题，记得后来是一个同学语惊四座：“人终究是要死的，但活着就得按照世俗的方式按部就班地学习、工作、成家、立业，想保持‘真我’的独立很难。与其经历很多的苦恼、烦闷、痛苦、矛盾之后死去，真不如只活二十几岁，保持青春、纯真与美好。”虽然我们大家，――包括得出这个结论的人，都没有厌世倾向，并且至今都还积极地活着，但这番话却在当时得到了沉默的赞同，于是这样的话题没有再继续。

“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人生的价值何在？”“我为什么活着？”……这些关于人生意义的思考，我相信几乎每个人都曾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或有意或无心地思考过、反问过自己吧。而我，在无意的阅读中，现在竟然对此有了种“醍醐灌顶”般的感觉。这种感受，得益于三个来源。

其一，作家毕淑敏在安徽大学演讲时，开口一句“活着是没有意义的”，台下一片哗然；继而她话锋一转：“但你要为你的人生规定一个意义！”顿时掌声雷动。毕淑敏接着说：“也许人生本没有意义，只是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的到来变得更加美好一点，这就是我的意义所在。就象在西藏阿里，因为我这双卫生员的手，一批可爱的生命得以继续存在，这就是我为我的人生规定的一个意义。”读记叙该演讲的文章至此，我不觉眼前一亮。

其二，中山大学副校长、副书记李萍在该校2004年新教工岗前学习交流会上的总结发言稿中，又强调了“人生本来没有意义，人生的意义实际上是人赋予它的”的观点。而她的阐释则引起了我深深的思考。

李萍在该稿中说，有学者认为人生有四大类十六种价值：第一类是与生俱有的价值：年龄、健康、外貌、聪明；第二类是随着成长而培育的：家庭、学校、专长、职业；第三类是进入社会后奋斗的成果：财富、名声、地位、权利；第四类是较长期的需要：朋友、志趣、社团和信仰。而在这十六种价值中，最重要的价值就是信仰。李萍指出：“过去我们讲信仰会赋予两个涵义，一个是宗教信仰，还有一个是社会信仰，即共产主义理想。其实我们对信仰做一个普通的解释，信仰就是人对自己人生价值意义的终极关怀。”

李萍所说的“信仰”，不是人生的具体目标，一如那个把登上世界最高峰作为自己人生目标的英国人，28岁爬完所有登山运动员认为应该爬的高峰后，因为没有人生目标就自杀了；也不是把人生目标定位为考上某大学，获取某学历，而在达到目的后便迷茫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她所说的“信仰”，更根本的是对人生的终极关怀。这个“终极关怀”，就是对意义的赋予。意义本身并不意味着做完一件事就不再存在其他有意义的事，这是人生的终极关怀，也就是人生的信仰。

在物欲极大膨胀的现代社会，“信仰”问题尤其值得人们思索。现代社会有许多诱惑，也很容易令人在越来越多的选择中浮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难、自己的苦恼，它们来源于人生的诸多方面，而且每个人的问题可能都不一样。如何超越自己，就需要有一个人生的信念。比如著名畜牧学专家、我校已故许振英教授，曾放弃北大、清华教师的位子，毅然选择到刚刚解放不久、条件艰苦的东北来任教；“文革”中他受到不公正待遇，在无法正常进行教学、科研的情况下，他“居逆思顺”，仍坚持趴在水缸上写作治学、跑三江平原的几个养猪场搞新品种选育的科研。而能让他放弃名利、无畏苦难的，便是改变我国畜牧业落后状况、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拳拳爱国心、切切报国行”这一“信仰”的支撑。

至于第三个来源，则是历代贤哲们修身、养德等思想的启迪。儒家用“入世”思想来修身养德，把“德”的修养分为“公德”和“私德”，“公德”指“齐家、治国、平天下”，“私德”则仅指个人的“修身”、“明德”，于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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