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一书前言里一段话也能说明一定问题

“康雍乾三朝，在封建史家笔下，被化为盛世郅（致）治，但从本书辑录大量资料来看，所谓盛世，所谓郅治，实际……广大城乡人民依然过着衣不蔽，不充腹的苦难生活，阶级之间对抗日益尖锐”[7]

客观地说，明朝任何一个时期的皇帝治理下，大分地区人民百姓的生活都远远好于被一些人所捧的康熙治下，看看张岱在《陶庵梦忆》对明代繁华景象的记载，再把康熙统治时期一派萧条破落，大分百姓在糊线上挣扎的景象对照一下，就可以明白即便在明朝最穷困的崇祯时期，没有严重自然灾害和战破坏的地区尤其是江南一带，其繁华富庶，百姓之安居乐业，是康熙统治时期所望尘莫及的。

再有黄裳的《笔祸史谈丛》里的一则资料也能说明一定问题，他在提到被清朝列在禁毁书目名单中的叶奕苞《经钮堂文稿杂著》中时候说，“就这一册杂著文稿看，内容多半是考订金石旧史之作，看不有什么违碍之，不知何以竟得到“荒诞悖逆，语多狂吠”的评语而列人禁书。文稿中有一篇《赠白生璧双序》，倒是为吴梅村《琵琶行》诗作笺的好资料，其中提到了崇祯遗事，不无兴亡之，也许就是碰到清朝痛的所在，但无论如何也找不‘狂吠’的痕迹”

那么在黄裳看来，可能碰到清朝痛所在，以至于得到“荒诞悖逆，语多狂吠”评语的《赠白生璧双序》究竟是写了些什么内容呢？这里不妨摘录如下：

“白生之先吴人也徙家南通州，凡五世。祖父挟琵琶游上，生独好游江南，亦挟琵琶以行。先是大仓吴学士遇白如于王太常之南园，闻琵琶称善，如为学士新曲，乃明崇祯帝十七年间事。叙述离，嚎嘈凄切，至于泣下。……”

“予因有于江南盛时，奈陵吴趋余杭之里，门第相望，鼓钟不绝。所奏伎乐皆尚吾邑魏良辅所定之昆腔。若琵琶者，以为北方之乐，屏而不御。故生之祖父技虽胜，仅从上游，势使然也。然十余年来.生与如以其技游于南，南之人忽好之，识者以为天地之气于是变矣。自北而南，因足信也。无何而向之门第相望者，迁为戎营，夷为牧圉，而鼓钟不复作焉。呜呼，岸成谷，谷为陵，吾生三十年中，盛衰递见，何止白生祖孙父间乎。”

黄裳说“戊戌是顺治十五年，上推十余年正是甲申乙酉之顷。作者这里的慨是明显的。也许这就是犯禁忌的要害吧”[8]

叶奕苞文中所提“江南盛时”，正是明末崇祯时期，他所说的“吾生三十年中，盛衰递见”，所说的盛也是明代时期的江南，而衰则正是他写文时所的满清统治时期。这对事实的揭难免让满清统治者和才怒火中伤，它们气急败坏之下，把原本平和带哀伤的文字，批成“荒诞悖逆，语多狂吠”，甚至把整本书列为禁书，也就不足为怪了。

稍微了解一些事实真相就知，满清统治的稳固始终不是建立在给百姓更好的生活，更得民心的基础之上，而始终是建立在灭绝人的残暴基础之上。现在的才可以被几百年屠刀下的谎言所欺骗，但遗民们却生活在当时，用自己的睛，自己的经历亲自看到，受到满清的统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对他们来说，明代的皇帝有再多缺，那也只是人的缺，而满清类似康熙这样的皇帝，被嘘得再完，那也只是屠杀平民的禽兽，而非人，这才是真相！

屠夫被歌颂，汉被化，烈士被践踏，遗民被歪曲，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景象。难说当年烈士和遗民们抑郁不能申于当年者，仍旧晦昧不见白于今日么？难说当年他们悲叹““长宵盼不到天明”“长夜漫漫何时旦”，现在天还没有明，还没有旦么？

[1]吴光《黄宗羲遗著考（一）》，见《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版社2005年版，第425页

[2]战继发《黄宗羲晚节问题略论》，《辽宁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3]路遇滕泽之《中国人通史》山东人民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7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