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舆论的策动下，随着运动的深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连，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下，全国各行各业都成立了造反组织。一时间，中国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怪现象。

执政者自己在执政，又在说自己领导下制定的一切方针政策是世界上最英明、最正确完美的，得到了全国所有人的爱戴和拥护。中央领导核心是空前团结的。又在策动造这种英明政策的反，要砸烂一切，大多数执行他这种政策的人又被打倒。真是一个浑浊、混乱的时代。

所谓的空前团结的中央，又有那么多应被打倒的对着干的重量级领导者。连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这些一起共创天下的举足轻重的人物都成了对着干的“坏人”。

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怕与自己一起出生入死，打下宋朝天下的功臣们功高盖主，对自家的皇权有所威胁，只用了请吃一顿饭，一席酒，杯酒就撤了手下的军权，是那样的潇洒文雅。我们的现代领袖，为了此目的，却是腥风血雨，十年混乱。

一九六七年二月，学校及各单位，机关厂矿，各级政府直至农村大队，生产队的造反组织开始夺权。这样一来，就全乱了套，原来的领导干部们靠边站，由各自的造反派头头掌权。整天把原来的领导（此时叫当权派）斗来斗去。斗争的方法最普遍的是用这个运动创造的新花样刑法：“叫被斗的人站在台上或板凳上，双手拿着毛泽东语录本举到头顶上，腰弯90度向毛主席请罪，接受造反派揭发。后面站两个红卫兵的打手，如果谁稍一抬头或弯的度数不够，就会被拳打脚踢和将头强行按下去。脖子上吊一块写着“某某某黑帮”或“某某某走资派、坏分子、地主分子”的硬纸板牌子。背上刷上浆糊，贴上报纸，也写上某某某走资派等与前面相同的字样。有的接连被弄去批斗，背上的浆糊刷了一层又一层。

这个刑法看似很平常，实际也非常恼火。几个小时下来，有的站都站不起。有的请求跪着，不弯90度。

在文化大革命的夺权阶段，当权派们确实吃尽了苦头。但在那整个口头上说民主，实际没有民主，只讲专政的时代，领导干部们的权利是突出的，施政上是领导个人说了算，基本上是叫谁做啥就做啥，上面叫下面做啥就做啥。那时人们都很穷，没有权的老百姓什么都办不到。但有权的当权者利用权力还是很多事都能达到的。那时不是利用经济的等价交换，而是利用权力的索取。生活上，广大人民生活不管如何恼火、困难，吃不饱，当权者的干饭还是比老百姓吃得饱的。工干家属在各个生产队的生活状况都是好点的。人民什么都要票，什么都买不到。区、乡政府及脱产干部们就大不一样，他们就可以通过开“后门”得到比老百姓多的东西。据我看见，特别是永新的皇帝机关－－－－区政府。区政府如要酒、要副食品，借故有会议伙食或接待上级来人，开个条条到供销社，供销社就会备齐。区政府要肉，开个条条到食品站，食品站就必须留起。区政府要补差粮，要米糠喂猪，开个条条到粮站，粮站就会发给。

我在永新区公所在清溪河上办的鱼场干过几个月，为了突击在沾滩闸坝上搞拦鱼设备和在河上的一些事情，我们有几个人在区公所食堂搭过一小段时间的伙食。这里的伙食就是不同，不但天天有油煎菜，还经常有肉吃，瓶装酒橱柜里随时都有。

那时的区乡干部们，大多吃酒都很凶，可能是白吃养成的吧！走到哪里都是讲吃酒，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划拳打码，一塌糊涂。不过那时没有其它什么享受，能经常吃顿酒，吃顿肉、饭也是最大的奢侈了，也要有权的人们才达得到。从某种意义上讲，那时官场的腐败主要表现在权利的暴施、滥施和喝酒上，以及不是用金钱，而是玩弄手中掌控的权力对异性的威迫诱骗。

随着乱了套的夺权斗争，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各级政府的权利由武装部长控制，大队由民兵连长说了算。永新区政府由县武装部派了一个姓王的部长来。运动进入“军管”时期。

“军管”后，三月份又进行镇反运动，逮捕拘留了一些造反派头头和跳得凶的骨干。特别是一些历史上被认为有问题的、出身成分不好的参加了造反组织的人。说他们想搞暴动，造共产党的反，一时警车鸣动，四处抓捕。他们或被抓或被押送到农村监督劳动。当然也免不了无情的批斗。綦江川剧团的一名女演员池某，因参加了川剧团的造反组织，就被押送到我们大队开山坝生产队劳动改造。没有多久，又说镇反运动错了，池某又被公安局来车接回去。

“批斗”是当时的常规手法和法宝。就看今天是轮到谁，明天又轮到谁的事情。今天斗别人，明天将是别人斗你了。后来又说“镇反”是错的，“镇反”的人又被打倒，又被揪斗。几整几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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