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泥匠，当年随着这一政策城到重庆打工，砖工、泥匠活路。这时在当地工，匠人工资一般只有一元多钱一天，在重庆可拿三元左右。由于不辞辛苦，一个月下来连同加班要四十多个工天。加上给城里一些居民加班修补粉刷一下屋、打灶等(那时，城里都是烧柴和煤，每家都必是一煤灶一柴灶)，一年下来，竟然还剩两千来元钱。两千元钱，在当时是个不少的数目，加上自己投劳力，可修两三间房。

土地下后，除了农业税和一定的上款后，就不再去养那么一大堆人员了。不你是什么长，什么员，自己的地都要自己。无收益的劳动也减少了，一分劳动能得到一份收益了。

随着土地下承包，农村劳力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份家在搞好农业生产后，能劳力外务工。特别是农村有手艺的工匠，也就是所说的“五匠人员”,这时活跃起来。在乡镇企业组织下，很多乡镇都组织了从事建筑的建筑队，纷纷就地或城务工搞建筑。这对农民改变观念，增加经济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第二年，也就是八一年，我用这两千块钱建房。我这次建房，一改我地传统的土墙草盖、土墙瓦盖一排三间两间穿堂屋，开小窗或不开窗的建房方式。用片石墙，现浇钢混凝土屋面间式的新型房屋。屋前后都开大窗，屋格外显得亮堂，是永新地区农村家建房从单间穿堂屋式到现代间式的开端。对这一地区新式格调建房起了典范作用。房建好后，又正值开始提倡新式农民，让一份人先富起来的观念和政策，县领导都来参观。

对，整他。一架吵起来，刨的人就赌气不刨了。争吵一阵后，在和大家的劝解后，工作又开始行。挖红苕这一季节，经常搞到夜晚。人们常是黑灯辖火，摔跟挞斗的挑着背着红苕回家。如天下儿雨，就更惨了。红苕又是我们地区这一时期的主粮，一个人一年虽只分几百斤，此活路每年却要断断续续的一两个月。土地下后，挖一挑红苕，回去吃饭就顺带回去了。回去吃三饭，就带回去三挑，就是几百斤红苕。没有了以前哪些无效劳动。一家几千斤万把斤红笤，几天十多天就挖完了。四是大集生产，真正活的人要承担一大堆非生产负担。大队有大队书记付书记，有大队主任付主任，有民兵连长、妇女主任、大队会记、大队纳，还有贫协主任、计生等等。生产队又有队长付队长、会计、现金保、粮保、记分员－大堆，他们都是要用一定的误工来养的。还有民兵集训，开田改土，劳力外派，一切的一切。这些非生产队的非生产工分，冲淡了真正活人的报酬。加上其他因素，那时的一分收获是要付几分劳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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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溪河一带，乃至更广大地区，除在解放以前及以前的以前有极少数有钱人修大院外，人们都是修的草房，好一的就是瓦房。一般只有两三间，特别是草房，房很低矮，窗开得很小或者不开窗，光线很暗，屋里一个。近二三十年，因没有富人了，除了修这房外没有人能修大院了，也不准修大院。

其实房修得非常简陋，也没行什么粉刷，是胚房。砌片石墙都没用泥，也没有用好石灰，砌筑沙浆是用石灰脚、泥，煤灰和的。只不过样式是新式样，在当时的条件下，建房格式、观念上走在了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