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直”，“称平施，为政以公，毫厘不差，轻重必得。”“存信去诈，以公灭私。”只有这样，才会“心苟至公，人将大同。心能执一。政乃无失。”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呼唤的中华民族传统德――“公平、公正、诚信”原则。当然，姚崇提倡的“为政以公”有其特定的时代内容，同我们今天倡导的不尽完全相同。（二）倡导官员勤政。姚崇当时批评了“凡今之人，鲜务为德。纷纶谄媚，汩没忠直”，即为官者无所作为，唯知结讨好上司的不正之风。提要学习“古之君，策名委质，翼翼小心，乾乾终日”的神，为官者“刑不可滥，政不可贼。”只有勤政为民，才能作到“如镜之明，断可以平；如镜之洁，断可以决。”这在今天提倡“以德治国”时颇有教育意义。（三）倡导“廉慎”作风。姚崇批评中宗以来“凡今之人，就列称臣。当官以害剥为务，在上以财贿为亲”的腐败风气，要求为官者要象盛冰的玉壶一样，冰清玉洁；要象罕（秋时宋人）辞玉、杨震（东汉太尉）辞金一样，洁自好。谆谆告诫为官者，“尔以金玉为宝，吾以廉慎为师。尔以夜昏可纳，吾将暗室不欺。”只有自觉抵制“金玉”的诱惑，才能避免“象之有齿，以焚其；鱼之贪铒，必曝其鳞”。因此“当官明白者”，“固当耸廉勤之节，贪竞之门。”自觉地到“请谒者咸息，苞苴者必辞”。（四）注重治国中的“教化”作用。提当政者要象弹琴一样，“君抚之，以和人心”，“乐导至化，声人情”，达到“不下堂，不言而理”的效果。还提“善为国者如弹琴。君商臣，则治国之。大急小缓，岂安人之心。”同时指要据实际“改张逾于立法”，即及时调整政策法令。（五）调为政者要以作则。姚崇说：“法者，天下公；官者，庶人之师。其既正，不令而行。在下无怨，唯上之平。故曰：上之所仰，人之所向。我之所教，人皆其效。”提一个好的官员，要“凡所从政，当须正己。诫往修来，慎终如始。”（以上见《全唐文》卷二○六）

姚崇的吏治思想影响了当时的皇帝和各级官员。唐玄宗和姚崇力行，开元之初基本上扭转了中宗以来的不良风气，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今天，当人们读到姚崇的《五诫》时，还无不为他中的浩然正气、风亮节、博大怀、辟见解所折服！

二、以天下为己任，为之奋斗而百折不挠的政治家。

姚崇少年时潇洒豪，崇尚气节。“自小及长，从微见著。唯以直为业，非以曲路相通。”（见《全唐文》卷二○六）27岁中制举。因才众，迁夏官郎中。时契丹扰河北，兵机填委，姚崇“剖析如，皆有条贯”，“则天甚奇之，超迁夏官侍郎，又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新唐书·姚崇传》）姚崇了宰相，想的只是为国事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及抱负而努力，决不为贪图位而随波逐，更不会为此而谄媚权贵。为此，他三次遭贬，“三起三落”,然正气永存，信念不移。一生宦途曲折，富有传奇彩。

武则天长安四年（704）冬，女皇卧病不起。“宰相不得见者累月，唯张易之、昌宗侍侧。”“二张”借助女皇，很有权势，王公大臣竞相趋附。为永保富贵，张易之听信术士之言，准备在家乡定州私自建一佛寺，迁京城十名僧主持。姚崇时任宰相兼官尚书（礼尚书），兼国家典礼及僧尼之事，就以违反国家法令为由制止了这件事。张易之几次找姚崇说情，都被姚崇拒之门外。“二张”恼羞成怒，就在女皇耳边散布姚崇的坏话。这样，姚崇被夺去宰相实权，在一个风雪加的日里，到边关作灵武安抚大使去了。这是姚崇第一次被贬。（见《资治通鉴》二○七）

神龙元年（705）正月，以张柬之为首的五大臣发动了政变，诛杀了“二张”及其集团的主要成员。唐中宗复位。姚崇因事先参预谋划有功而受到了封赏，依然以宰相份参与政事。但当他在上看到离位的武则天憔悴衰老时，竞失声痛哭。桓彦范、张柬之等好心劝他说：“今日岂公涕泣时邪！恐公祸由此始。”姚崇并不掩饰自己对武则天的同情，而公开表示一个忠臣对旧主的应有之义！他说：“元之事则天皇帝久，乍此辞违，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从公诛逆，人臣之义也；今日别旧君，亦人臣之义也，虽获罪，实所甘心。”当日，姚崇即被贬为亳州刺史。这是他第二次遭贬。（《新唐书·姚崇传》）

景云元年（710），睿宗即位，姚崇又被任命为宰相。和侍中宋，同心协力，改革弊政，朝政现崭新局面。睿宗之妹太平公主以拥立皇帝有功，“权倾人主”，睿宗特别听信她的话，“宰相以下退系其一言”。她代表旧势力，反对改革，并企图废黜支持改革的太李隆基，破坏朝廷稳定大局。如不搬去这块拌脚石，改革事业就会夭折，一场新的动将代替目前的安定局面。但如果行动，就有罢职、贬官甚至杀的危险。姚崇、宋为国家的安危而不顾自的安危，毅然向睿宗上“安储三策”，“请宋王及豳王皆为刺史，罢歧、薛二王左右羽林，使为左右率以事太。太平公主请与武攸暨皆于东都安置。”睿宗虽然勉接受并执行了这三条建议，但由于迁求太平公主，姚崇、宋还是被加上离间皇室关系的罪名，又一次被贬京城，作了地方上的州刺史。（见《资治通鉴》卷二一○））

三、善应变成务而遇事果敢的改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