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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五十年左右，但湖中已经现了葑田数十顷。白居易充分明白西湖对于杭州城市的重要，于是他主持疏浚了西湖，并疏通了六井的阻窦，使之恢复充沛。为了增加西湖的蓄量，白居易在石函桥附近即少年一带修筑湖堤，比原来的湖岸数尺。这里原是上湖和下源的连接之，西湖位本来于下湖，白居易这一筑堤，造成了上下湖位的更大差距。尽下湖早已淹废，但这人为的地形差距，从今少年附近西湖湖岸北至少年电站和东至环城西路这两个方向上，还都明显地存在。白居易在九世纪初期的这一次修筑湖堤，对西湖的发展来说是划时代的，因为从此以后，西湖的质已经改变，它已经从一个天然湖泊演变成一个人工湖泊了。

西湖成为人工湖泊后，沼泽化的速度也相当可观。在白居易浚湖以后不到一百年，西湖又被葑草蔓合，湖底淤浅，面积缩小。当时，杭州是五代十国的吴越国的首都，为了西湖的广和六井的弃沛，吴越国王钱因此建立了一支一千人的专职疏浚队，称为“撩湖兵”，日以继夜地从事疏浚，才有效地阻制了西湖的淤浅，并且畅通了六井。在吴越国的八十余年中，杭州城市得到了较大的扩展，西湖也获得了较好的整治，城市与西湖的这龄相依的关系，较之前代更为明显。

吴越国时代对西湖的整治，无疑大大地延缓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但当然并不是改变了自然发展的规律，湖泊的淤浅仍然是日积月累毫不休止的过程。北宋以后，杭州的许多贤牧良守，都把疏浚西湖、畅通六井作为施政的重要任务。例如景德四年（一零零七）的知州王济，他不仅疏浚了全湖，并且修建了西湖的闸堰设备。接着是宋仁守时代（一零二三――一零六三）的知州郑戬和沈遘，前者动用了上万民工，斥废湖中葑田，行了大规模的疏浚；后者则为了增加城市居民与日俱增的用需要，在六井之外，添设了一供量特大的新井，即后人所称的沈公井，特别值得黎的是苏轼。他于熙宁二年（一零六九）第一次来杭州任通判之职，到任之初，他就悉心研究西湖利，探索畅通六井和沈公井的方案。他于熙宁五年（一零七二）（注应为七年）卸任离杭，但就是在这一年，知州陈襄对六井行了一次很有成效的修理，这无疑就是苏轼悉心研究的成果。元佑元年（一零八六）（注应为四年）他第二次来杭州任知州之职，虽然相隔不过十六年，但西湖的沼泽化速度在这段时期中确实是很惊人的。据苏轼的观察，对比他十六年前离杭时的情况。他说：“熙宁中，臣通判本州，湖之葑合者，盖十二三耳；而今者十六、七年之间，遂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面临着这样的严重的威胁，苏轼立即着手制订疏浚西湖的方案，向朝廷上了《乞开杭州西湖状》的奏章。顺便指，这个奏章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西湖”这个名称，说明杭州城市已经整个地建立在西湖以东，西湖之名已经普遍行了。苏轼在这个文件中，说明了西湖必须疏浚的许多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说：“唐李始引湖作六井，然后民足于，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今湖狭浅，六井渐坏，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势必耗散。”这条理把西湖的存在与杭州城市的发展密联系起来，假使西湖淹废，杭州居民势必耗散，城市当然也就不复存在了。从苏轼的这段话里，可以反证我在前面的论述，六井的修建，开始无非是引西湖之供应沿湖聚落居民，但其结果却成为西湖本继续存在的关键。苏轼主持的这次疏浚工程是规模空前的，他拆毁湖中私围的葑田，全湖行了挖，把挖掘来的大量葑泥在湖中偏西筑成了一条沟通南北的长堤，又在全湖最即今湖心亭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