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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在沿湖湿地上沿着有潮气的公路，朝着都昌所在的方向驰行，前面，庐山的上空可见巨大的云朵，太阳已经升起，空气清凉，紫色的晨雾缭绕；金灿灿的油菜花布满山谷，飘着阵阵的清香；公路两边随处可见垂柳、沟渠和鸡冠花。黑子在驾驶座上微微俯身，手持方向盘，让车沿着白线在寂静而又神秘的公路上行驶。他精神抖擞，一路说着笑话。“伙计，你酒量不错吗，哈哈！”，“得啦，乱七八糟的，你还要取笑。”说完，我侧过身，伸手拍了拍刘国全的肩胛，“伙计，昨天晚上的事真是对不起啊，你的事全都给我搞砸了。”，“行啦，别提这事了。”刘国全推开我的手，他说，“事情并没有你想象得那么糟糕。伙计，我说过，那领导跟我是铁哥儿们，不会有事的。”

“是吧，我说没事，伙计。”黑子大大咧咧地说，“我是说他那个领导，他是不会在乎你说了什么，他只在乎坐在他旁边的那位空姐。可惜呀，可惜！”

“你这话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我要是说出来，刘国全还不把我给宰了。”

“黑子，你在胡说什么了？”刘国全终于坐不住了，他大声声辨起来，“我和王挽鹭是朋友，这不错，也就仅此而已。我请她吃饭都有五个月了，而且就这一次。你想想，她在天上，我在水里，我们怎能交汇？”

就在这时汽车已经开出荷塘镇，在离这里几十米远的一个十字路口，车辆堵塞，黑子并没有减速，从停着的车辆旁边开过，以每小时90公里的车速从加油站的车道上冲了过去，把一张张目瞪口呆的脸庞远远抛在车后。“嗨，这可不是在海上啊，你得―”刘国全还没有来得及说完，一个警察开着警车，正呜笛向我们追赶过来。“停车！下来！”那警察是个高个子，身材结实，肌肉发达，标准的警察小平头，颈部上的青筋绷得紧紧的，面无表情。他冲着我们又吼又叫，“开这么快！这路是你家的啊？”那儿还有另一名警察，看起来神色严峻，一见黑子就很反感。

“把驾照拿出来。”

“噢，驾照在这。”

“你是军人？”他一边看着黑子部队的驾照，一边狐疑地盯着他问。

“不像吗？”

警察笑着说：“我怎么知道。你超速了，要罚款500。”

我们说，我们总共有300元，只够到都昌一路上用；他们说，500，一分也不能少。黑子大声抗议，那警察威胁说要刑事拘留他。我们只好交出500元。我要他出具罚款票据，那警察气急败坏，他指着我说，“你们再不走，我要把你们的车也扣下来。听见没有？”黑子的脸顿时变得通红，“你简直是他妈的在抢劫啊！”还没有等那警察反应过来，黑子把车加速到100公里，不仅如此，他居然从一个三岔路口冲了过去。令人吃惊的是：这次那些警察并没有开车追赶我们。

黑子将车速减慢，从车窗往回看了看，那警察的身影显得那样渺小、滑稽。

“嗬嗬，真是个不错的地方嘛！”他忿恨地挖苦道，“把我们的钱全抢去，还要拘留我。他妈的这些警察，干这种事可是轻车熟路。”我们可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还是开心些，别想算了。

我们现在还剩下200元，一直要用到都昌，只好搭上些要赶车的人。在快到湖口渡口时，我们突然见到一个男人正在公路上行走。黑子把车开到他前面停下。我对他说，“伙计，别浪费时间了，他要是有钱还会走路？”

“搭上他开开心！”黑子笑着说。那家伙衣着褴褛，蓬头垢面，两眼茫然，仿佛经历了一场磨难似的。他说他名叫吴正官，把中国都走遍了，总是踹酒店的门，有时索性踢开门去讨钱：“我家在红安革命老区，给我点钱吃饭。”他说，这方法很管用，从没遇上麻烦，真是走运。我们问他不怕被酒店保安赶出门？他说，敢！如果他胆敢赶我出门，我们大军一到，他们就得跪下来求我们。“哈哈！你瞧瞧，我说吧，”黑子放声大笑，“我告诉过你会很开心，伙计，这种人真是很有意思！你肯定想像不出来，当你受到饥饿的威胁时那会是什么样的情景？”那时在越南战场，他也这么干过。他于是给我们讲起他第一次上战场的那些往事―

“1979年2月19日，越南人炸掉班翁水库后，将我们运输粮食的车队所经过的公路全部给冲毁了，粮食无法运到。我们出发时带的三天量的干粮已经没有了。我还记得那天早晨大地突然霜冻。这在与越南接攘的中国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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