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之间诸如谈情说之类的事。她脸一下红了起来，黑黑的眸扫了我一，有、懊恼。她一片茫然，不知渴求什么。她只是不停地唠叨什么洗衣服啦，喂猪啦，打柴啦，割稻啦，去外婆家过生日啦，想到县城去看场电影啦，什么衣服穿起来最好看啦―她去年节穿的那件最满意，红尼绒外，晶扣。“星期日下午你吗？”我问她。她说，坐在门看日落。她喜坐摇摇椅。“夏天晚上，你吗？”又是坐在门，看庐山上的车灯，只有萤火虫那么大，同她母亲一剁猪草。“夏天上你父亲吗？”他总是活，在稻田里，看库放来的田里没有。“你哥哥在夏天上吗？”，他打牌赌钱，整夜不回家。她问我们要去哪，我说去都昌。她说，都昌她去过。她有一个叔叔在都昌民政局当退伍安置办主任。

“我有一个兄弟，打算今年退伍，找你叔叔是不是有用啊？”我说。 [page]

“这我可不知，但我可以给你他家的住址，你们可以上他家找他。”

“唔，太好了！”黑转过，“你说的可是真的？”

“他叫卢平，我把他的电话和地址写给你，你可以去问好了。”她说，看起来很难受，那说话的气和模样儿逗人喜。

我问她都去过什么地方，她说，她只到过县城，但想去九江。

“九江没什么好玩的。”

“不见得吧。”她说，抿着嘴。她年纪太小了，看上去也只有十五、六岁的样。

我们的汽车一路沿着九景公路行驶，南方温的气候使我们的心情格外舒畅。望着窗外一闪而过的河、山谷、稻田、村舍和站在路边，手牵着肩扛犁耙直望着我们的农民，我真想自己有两只翅膀能够飞越这千山万。

我说，我小时候每次坐车看见车窗外的风景，总想伸手去摸一摸，有时候又幻想自己飞了车外坐在白云上，静静地俯瞰大地。“这觉真是太好了！”黑嚷，“我也这么想过，可我不想用手去摸什么－伙计，我是用刀。我用的刀应该非常长，能够一下把远的大山都拦腰砍断，削平山峰，一直伸展过去，把更远的山也夷为平地，同时把沿途的每一块语录牌统统削断。说到这事，我就想起了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些事儿。那时我还不到七岁。有一次，村里来了一帮红卫兵，他们个个拿着砍刀往我家果树园里冲来。那是一个两三亩大的梨树林，是我爷爷解放前留下来的。当时，我正爬在树上摘梨吃，这些红卫兵就冲了果园。他们手舞着砍刀，不到半天时间，一大片果园就在我前消失了。我哭着，喊着，但没有用，没有谁理睬我。那时候，我真想冲上去咬他们几。我记得还有一次，也就是1971年的冬天，一辆绿的解放牌汽车开了我们村，车上一群红卫兵押着三个‘地富反坏右’份。他们尖的白纸帽，脖上挂着一块写有‘打倒地富反坏右份xxx’字样的大牌，个个兢兢惊惊，低着；而红卫兵们则昂首、斗志昂扬。村里锣鼓喧天，歌声嘹亮。批斗完这些‘地富反坏右’份后，解放牌汽车就要往下一个村开去，就在这时，我忽然看见我父亲也被他们上帽押上了车。那辆解放牌汽车开得很慢很慢，所以我现在最讨厌开慢车了，我跟着它跑啊跑啊，我想把父亲从车上拉下来，我父亲睛一直死死地盯着我，不说一句话。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我父亲。我后来经常问我母亲，他们为什么要抓他走？母亲告诉我，要我相信父亲没过任何坏事，他是个好人，一生勤劳俭仆，不善言语，格内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