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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越战争后不久，应该是在一个月内，黎笋在越共中央政治局作了对中国的专题发言，内容涉及中越之间的方方面面，这就是著名的黎笋的《b同志谈越中关系的报告》。挪威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斯坦因2000年1月在香港“中国、东南亚与印度###战争的新证据”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首次公布了此报告。文中提到的三哥和b同志就是黎笋本人，长征是越共中的亲华派头号人物，原名武文渠，因为对中共领导的红军长征很仰慕，改名长征，是越共第二位总书记，1956年被黎笋取代。

据斯坦因博士介绍，该文件的英译者是巴黎政治科学院当代越南研究小组的成员克里斯多夫·古斯查，他在河内人民军图书馆查阅到这份材料后，将其抄录并译成了英文。

从《b同志关于越中关系的报告》的叙述口气看，应该是黎笋在越共某次高层会议的讲话。黎笋的讲话涉及1952年至1979年间的中共和越共之间的重大事件。

黎笋的这个讲话主要集中在四件事情上：

1、指责中国在1952年的日内瓦会议逼迫越南签署南北分治的和约，此后又阻挠越南统一；

2、中国部分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有吞并越南甚至想控制东南亚的野心和计划；

3、指中国打压、破坏越南与苏联的关系，企图拉拢越南；

4、谈1979年的中越战争，称是中国侵略越南，越南不怕中国，中国不是越南的对手。并做了分析，指出越南虽然很穷，但是有五千万人口，军队很强大，有苏联、老挝和柬埔寨的支持，有安全有利的地形，完全有信心打败中国。他同时称，自己“从来没有感到仇恨中国”，只是对中国少数领导人不满。

谈话比较杂乱，跨度大，既有黎笋的心迹、也有黎笋对中共领导人的看法。通篇交织着黎笋的内心独白，有真情有假意，有实话也有谎言，语言比较偏激。以下是黎笋的讲话原稿：

“总的来说，我们打败美国人以后，就没有帝国主义再敢和我们打仗了。只有中国反动派，认为他们还能和我们打仗，并且敢于和我们打仗。但是中国人民根本不想那样对付我们。

我不知道这些中国反动派中的某些人还能再继续存在多久。然而，只要他们存在，他们就会像最近（指1979年初）所做的那样攻击我们。如果战争来自北方，那么中北部的义安、河静和清化各省就会成为整个国家的基地。这些地方作为最有效、最好、最坚固的基地，是无与伦比的。因为如果北部的三角洲地区继续保持畅通无阻，那么形势就会非常复杂。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当初如果不是越南人，就不会有任何人与美国打仗，因为那时越南人在和美国打仗，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害怕美国。……尽管中国人帮助过北朝鲜，但那不过是为了保卫他们自己北方的侧翼地区。朝鲜的战斗结束以后，压力全都落在越南身上，当时他说如果越南人还要继续打下去，那他们就得自顾自了。他们不会再帮助我们，压我们停止战斗。

当我们签署日内瓦协议时，正是周恩来将我国分为两部份。我国以这种方式被分为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后，他曾又一次向我们施加压力，要我们不要对南越做任何事情。他们禁止我们起来向美国支持的南越共和国进行斗争，但是他们中国人无法阻止我们。

当时我们在南方，已经做好准备，日内瓦协议签字后马上就发动游击战争。这时毛泽东告诉我们党的代表大会，说我们必须强迫老挝立即将他们已经解放了的两个省交给万象政府。不然美国人就会摧毁它们，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局面！越南不得不立即就此与美国打交道。毛这样强迫我们，我们也不得不这样做。

这样，在这两个老挝的省份被交给万象后，老挝反动派立即逮捕了苏发努冯。当时老挝有两个营被包围。而且，他们还没有作好战斗准备。后来，一个营逃出包围。就在这时，我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必须允许老挝人发动游击战争。我邀请中国人前来和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我告诉他们：“同志们，如果你们继续这样向老挝人施加压力，那么他们的力量就会彻底瓦解。现在必须允许他们搞游击战。”

张闻天，原来是中共总书记，用洛甫做笔名，这样回答我：‘是的，同志们，你说得对。我们要允许老挝发动游击战。’

我马上问张闻天：‘同志们，如果你们允许老挝人进行游击战，那么在南越发动游击战也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是什么把你们吓成这样，以至于到现在还在阻止这种行动？’他说：‘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这就是张闻天说的话。然而，当时中国驻越南大使何伟也坐在那里，听着大家谈话。他立即向中国打电报汇报黎笋和张闻天之间的谈话。毛立即回电：‘越南不能在南方从事游击战争。越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必须坐等。’我们这么贫苦，如果没有中国作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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