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断定不能这样行事―指何伟提的不和国人谈判的建议。我们必须坐下来。为了打败国我们必须促使他们降级。在此期间，中国向国发声明：‘如果你不打我，我就不会打你。无论你们想向越南派多少队，随你们的便。’中国自觉自愿地这样的事，以这方式来压我们。

尼克松访问中国的目的是以这方式解决越南问题，以维护国的利益，并减轻国的失败，同时还要引诱中国更多地站到国一边。在尼克松去中国之前，周恩来前来会见我。

周恩来说：‘我在你面前歉，同志。我错了。我在这一上错了。’在尼克松已经去过中国之后，周恩来再次来越南，为的是向我询问关于南越的战斗的一些问题。

到了国人想和我们谈判的时候，何伟给我们写了一封信说：‘你们不能坐下来和国谈判。你们必须把国队牵到越南北来和他们作战。’他这样向我们施加压力，使我们极为困惑。这本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每次与中国人之间现这情形，都非常令人厌烦。

然而，我们不同意。我们继续秘密地发展我们的力量。当吴艳拖着他的断机在南越许多地方往来巡游时，我们发布命令组建群众武装来反对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从吴艳政府手中夺取权力。我们并不在意中国人。当夺权起义开始以后，我们前往中国，会见周恩来和邓小平两人。邓小平告诉我：‘同志，既然你们的错误已经变成了既成事实，你们就只应该以一个排以下的规模作战。’这就是他们向我们施加的那压力。

后来，泽东迫我们允许他派20，000人的队来，修建从义静到南的一条公路。我拒绝了。他们继续提这样的建议，但是我不会动摇。他们压我们允许他们来，但是我就是不接受。他们不断地施加压力，但是我没有同意。我给你们举这些事例，同志们，这样你们就会看到他们长期以来窃取我国的谋，就会看到他们的谋是多么险恶。

我回答说：‘同志，你愿意说什么都可以，但是我仍然不会跟从。同志，你是中国人；我是越南人。越南是我自己的祖国；决不是你的。你没有权力谈论越南的事务，而且你没有权力与国人讨论越南的事务。今天，同志，我要亲自告诉你一些我还没有对政治局讲过的事情，因为，同志，你们已经引发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我必须说：在1954年，当时我们赢得奠边府的胜利，我正在后义省。胡伯伯发电报给我，要我必须前往南越重新集结在那里的队，并向南越的国者说明这件事。我乘货车到了南方。一路上，国者们来迎我，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这是多么痛苦！看着我的南方国者们，我哭了。因为在这之后，国人会到来，会以可怕的方式大肆屠杀人民。一到南方，我立即向胡伯伯发电报，要求留在南方下来，不回北方，这样我就可以再斗争个十来年。我对周恩来说：‘同志，你给我带来这样大的困难―指1954年在日内瓦周在分割越南过程中所扮演的角―你知吗，同志？’

中国人积极地与国人易，迫我们以这方式成为用来讨价还价的一张牌。当国人认识到他们已经失败了以后，他们立即利用中国人加速他们从南越撤军。尼克松和基辛格到中国去就是为了讨论这件事。

在国人已经派了几十万人南越后，我们在1968年发动了一场总攻，以迫他们使战争降级。为了打败国，我们必须知如何促使他们逐步降级。这就是我们的战略。和我们作战的是一个大的敌人，一个有两亿人、主宰着世界的敌人。如果我们不能促使他们逐步降级，那么我们就会举步艰难，也就不会打败敌人。我们必须通过战斗来销蚀他们的意志，从而迫使他们走到桌前和我们谈判，而同时也不允许他们增派军队。

我对中国人说：‘是的，是的！我们会这样。我们只以一个排以下的规模作战。’在我们的战斗已经发生、而且中国认识到我们能够有效地战斗之后，突然有了新的思想路线。他说因为国人正在同我们作战，他将派中国队帮助我们修路。他的实质目的是摸清我国的情况，以便以后他能够攻击我们，并且由此再向东南亚扩张。没有别的原因。我们对这个问题很清楚，但是不得不允许中国队。但是这不碍事。他们决定派他们的士兵来。我只要求他们派人来，但是这些队都带着枪炮弹药而来。对此我也只能同意。

然而，我上对周恩来说：‘尼克松已经和你见过面了，同志。很快国就会更猛烈地攻我们。’我本不害怕。国和中国已经互相谈判，为的是更猛烈地打击我。周恩来始终没有把这观斥为

周告诉我：‘在这个时候，尼克松即将来访问我，主要是讨论越南问题，所以我必须会见你，同志，以便和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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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怎么能和国人战斗？所以，我们不得不听他们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