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护车驶离高平市无名村子后，沿着4号公路急匆匆地消失在北部群山的折褶里。现在，它正急速地越过了水口大桥，在龙州至凭祥的零公里处停了下来。前面有一道石砌的院门拱起在公路上。它建成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不毛之地，并经常有一些越过边境的越南人偷偷埋下竹签和地雷。这时，从石砌的门岗里走出一个哨兵，站在救护车旁，验了通行证。他举手敬礼，打开巨大的铁门。

救护车驶入两旁直径几尺的橡树和凤尾竹拱盖着的上山的公路。这条路曲曲弯弯，爬上一座小山，眼前接着出现突出于参天大树之上的一座灰色炮台；接着，又出现了大片优雅的古老的树林，依山而筑起的纯粹的长墙，前面有一片草坪，是直升运输机起落点。这长墙始建于1885年2月。当时法国人和越南人的军队共一万多人，在尼格里率领下向中国发动了进攻。负责南线的广西巡抚潘鼎新没有和法国人接战，就先一把火烧毁谅山城，仓皇北撤。他不但撤到镇南关，而且一路逃到关内140里的龙州，丢掉了所有的粮饷、军火。这样，法国人的军队又沿着他的脚印，打进了镇南关。七十岁的老将冯子材当时被推举为前敌领军，他团结王德榜、王孝祺等各军进驻镇南关，在隘口筑起一道横跨东、西两岭的三里多长的城墙；并在墙外挖掘壕沟，两岭修筑炮台。他精密布置了各路军兵，等待法军。

1885年3月23日清晨，尼格里统率法国军队分三路攻关，并占领了炮台，猛烈轰击隘口长墙；法军爬上了长墙，像潮水一般涌了上来。这时冯子材不得不挺着长矛冲出墙外，督军死战，他两个儿子也紧跟在他后面，一个一个冲入了法军的阵地。这样，他们在东岭七上七下，25日才向法国军队发动了总攻，最后收复了文渊和谅山―

现在长墙前的草坪上一排戴着钢盔背背囊的中国士兵正在做间距有严格规定的队形排列，前进、后退、展开、靠拢，剌刀尖在南方的热辣辣阳光下闪着寒光。十几幢野战医院的楼房，高低错落，整齐划一地排列在长墙下、草坪尽头。那里有人正在忙忙碌碌地走动。黑子就是被人从这里推进了一个更宽敞的病室，这里更加豁亮一些，因为一面是由长方形玻璃嵌的大窗子。从这里可以看清门诊大门前盛开的红白相间的龙眼花、草坪，以及远处的树林。那些能下地活动的士兵穿着白色或者带蓝花条纹的病号服，或在屋檐下帮助护士刈草，排除沟沿里的脏物，或在阅览室读书看报。可是在病房里，在痛苦的长廊里，有不少士兵在躺着。他们的目光是内向的，思念着亲人。或许有些人正在痊愈，身上由于痊愈而酸痛、发痒。有些人缓慢地活动着手指，有些人握着帮助他们在地上活动身体的特殊健身小吊架。护士们在病房的过道里转移脚步。时光久久徘徊不去。

也许是在两天之后，黑子终于醒过来了。医生为他动过手术。他小心翼翼地睁开了眼睛，一缕金灿灿的阳光照进了病房。他看见了胸前挂着一枚小小胸章的女护士，弯下身子，用毛巾蘸去他额头和脸上的汗水。她一定觉到了他的目光，并扬起了浓重的睫毛，那睫毛浓得使她那忧郁的眼睛显得漆黑和明亮。她眸子对眸子地看着他，没有说什么，并收起了湿毛巾。后来，有人在那边喊：“打扑克。”“行呀，”她说。并起身走过去。“我然后在一条凳子上坐下。我连里一个班长抓了一个越南兵。当时他负了重伤，又送到这里来了。”

“是驻朔江的246团那个吗？”

那个人洗洗牌，把一半分给她。“是那个。17岁。名字叫黎维由，上等兵。家在越南清化省文昌县广利乡前胜村。如果现在治好伤，又该送去龙州越俘收容所了。”

她顾不得看牌，皱起了眉头。“这不可能。”

“为什么？”

“他死了，”她说，“前天晚上就断了气。运到火化场时，裹了块脏布，露着两只赤脚。”

“是这样吗？”那人说，“小鬼子，这么烧掉就不错了。”

“他们那边打仗难道也不穿鞋子吗？”她说，“有人要拿钉子扎他的脚，看茧子有多厚。我说，不要胡来！他毕竟是人啊，尽管我们对敌人有仇恨。而他是个17岁的孩子。”

“那么后来呢？”

“后来，那个兵愕然，不响了。军医揭开盖布，我发现他身高才一米五多一点，明显发育不良，衣服大敞，里面没有贴身的裤衩背心，胸部有弹伤，手指上戴了个银戒指。可能是订婚银戒。”

“噢，还有人在等他。”

“是的，”她说，“是这样。后来我给他扣上钮扣，擦净脸，用一条干净的白布单裹严实，再送他去火化，装入木制骨灰盒。或许等以后会送他回国回家。”

“可也说不定这家伙也欠下我们的血债，”他说，“你没看见他们杀害我们的人吗？连七岁的小女孩也同样不肯放过。她们在去上学的路上腹部给炮弹炸开了，爆尸街头；我们的士兵站在她们抽搐着的身体边哭着，房屋也毁坏了，炸裂的床成碎片从灰泥墙坍塌的洞里挂下来―直到现在我一直牢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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