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汗淋淋，这才发现，夏天已经真正到来了。

我的房间有一个小小的淋浴房，可以随时在自己家里享受沐浴的自由，这简直已是意想不到的奢侈了。黑和冬梅也来了。“丁仆，我要回队了，真不知什么时候我们还能再见面？”我们接着一起门去找刘国全―可是去了好几都没见到。我抬起，望着天空，“这么说你真要走了，伙计。”

“是的。”黑说。

“什么时候？”我问他。

“明天。”

我什么也没有说。我们漫步回到黑的宿舍，冬梅告诉说她已经买好了菜，要我留下来一起吃晚饭，她站在没有开灯的房间里，目光那般纯洁、温柔、可。我和黑坐在大厅里，冬梅去厨房炒菜。我讲了许多许多，突然，我注意到房间里格外宁静，环顾四周，只见桌上放着一本破旧的书。我知那是黑躺在医院病床上最喜读的一本金斯伯格的作品。仿佛梦似的，我看见他踮着脚，只穿着拖鞋从黑乎乎的房间里走过来。他没说一句话，边走边笑，晃动着手，结结地说：“嘿―嘿―你听我说，伙计，”我没有声，听他讲下去，可他竟然不知究竟要说什么。“真的―听我说，伙计―冬梅对我很好，她希望我能立即退伍―可我得回去―当然，并不是我渴望当英雄，没有谁想当英雄。是这么回事，怎么说呢，这有像一传染病，一无法治愈的怪病。我想我是不是已经染上了战争病，或者战争病已经在我内―而几天前，画家傅世林的那幅战争题材的版画只不过是发的媒介。你带我去参观他的画室，我以为他战争题材的版画画得要比文革伤痕题材的国画更加。因为没有人像他那样看待战争，也没有人像他那么接近人类的邪恶的本，连最血淋淋的照片也无法超越他的境界。他的士兵看起来很像机，你不觉得吗？―上有那么多的螺丝钉和金属，他们拿着短剑在地上厮杀，寻找对手盔甲上的隙。虽然盔甲显得光亮耀，但我告诉画家，那刀刃画得不够亮，他说只要在刀锋加上一条细线就够了。他指了一下位置，并把画笔递给我，让我用这只手着手为其中一个搏斗者举过的刀刃边缘添上一条线。这样，你就会发现那刀锋看起来更加危险了―”他惴惴不安地盯着自己的手，“我不用再多说什么了―伙计，你应该明白我那些战友还留在那里―就像杨承任和他的儿那样―我现在在这里浪费光，他们却黑暗之中，在封冻的地壳下面认真地分解自己。”

“你吗要跟我说这些呢？”我低声说，“和冬梅一样，你要离开我们我很伤心，我祈求老天保佑你平平安安回来……我希望你回来后能到九江来同我们住在一条街上……我知你会到的。不过，我还是为你担心，伙计，你们的战争还没有结束。”

“噢，”他回答，打量着我，仿佛是第一次才见到我似的，“好吧，咱们不说这事。”于是他接着说到他这次来探家的一些经历，说得非常仔细，如何去萍乡县看望班长肖而凯烈士的家人，在那儿吃晚饭，同肖而凯的父亲、聊天―他们的模样，吃些什么，家啦，有什么想法啦，他们的格如何啦，当地民政门把本该送到他们家里的问画贴在自己家里啦，就这样一气讲了一个小时。最后，他说：“噢，你总算明白我到底对你谈什么了吧―”

我们吃完晚饭后，黑和冬梅就陪着我在附近的几条小街走了一遍。时间已快到8，天却依然明亮，公车站就在甘棠湖边。我们并没有急着站，而是走去文化的大台阶上，在宽大的平台，可以俯瞰下面的池、远被夜幕笼罩的湖泊、山峰，以及湖那边在夜和群星的光茫中向东飞翔的雁群。暮如此温柔，仿看到漫天灰尘的金黄光环笼罩的山丘上，黑正从那山折返，而那时，迫击炮弹就在他后开始爆炸。我们怔怔地站了许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