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六月，这是九江一年中最美好的初夏时分。六月的阳光明朗热烈却不灼人，在我住的公寓楼下，总有清风从沙果树梢拂过，带来夏日繁华和清香。

我每天都起得很早，洗漱完毕，简单吃上一碗面条后，就换上外出的衣服，偶也和吉它手敖博、打击乐器手赵志辉一起去长江南岸斜坡上的一片树林里排练。小雪每周都回来休息两天，每次都把我换下的一大堆脏衣服洗好，并叠得整整齐齐。一切程序都和往日并没什么不同，不同的是，敖博却不愿意再演奏流行音乐。敖博和我也经常为此事发生争吵。他说，我写的那些歌词越来越“迷幻”，“―迷路的迷，幻想的幻。我就这意思，你明白吗？”他一脸高深莫测的样子，好像这还不够，继续两眼怔怔地盯着我，慷慨激昂地说，“我以为就你而言，大部分作品可能只有乐队自己喜欢，或者‘云山雾照’或者‘囫囵吞枣’。其结果呢？是越来越小众，离大众越来越远。中国广大都市新青年如果荷尔蒙分泌过剩的话并不以摇滚为伍，而是以‘摇头’为乐。相信他们应该不会上穿着‘格瓦拉的狗头t恤而贩卖的是破灭的中产阶级小资情调梦想说教者’的当。”在他个人看来，盘古的音乐应该有益于反抗者，有害于一切安分守已者，尤其对既得利益者和中产阶级极其有害。他要以艺术作为政治战斗武器。用他的话说那就是“革命才是‘真正的摇滚，’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摇滚。”揭竿而起，杀人如麻，推翻暴政―是这样一种源于革命圣地南昌的夺权意识、红色意识、仇恨意识、噬血意识。我对此无法认同。他因此说我是摇滚的叛徒。

对敖博这种做事不计后果的方式，打击乐器手赵志辉也不赞同。他以为敖博并没有深刻反思“责任”这个沉重的话题；当他把愤怒与挣扎变为激情之后，仅仅局限于发泄和威胁，长期原地打转，导致恶性膨胀，有碍于本身长足的进步。所以，他实在是看不下去了，终于有一天，他突发奇想：做生意发大财。全世界也找不到像他这么好的人，他准备挣了大钱后，把我们全供养起来，什么事也不用干。他的发财目标宏观计划大概如下：1983年年底资产一千万；1984年下半年的三个月内给我们每人发一辆宝马；每人还可以得房子一套，当然马上可以升级为别墅；发美女无数，应有尽有；……两年左右时间成为江西首富，以此类推最终目标是超过李嘉诚，等等等等。结果就在他制定此雄心勃勃发财计划后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和他的梦想一起被其父母和领导骗进了南昌市精神病医院。确诊为“妄想症”。―强制治疗3个月。就在他自己知道被送进的是精神病医院时，他对他父亲只说了一句话：“爸爸，你这样送我进来，我以后出去怎么做人哪”。

六月底，敖博找到了一名新的打击乐器手，“花痴”段信军，一个能干的人，早年也曾经自己组过乐队搞过摇滚。在南昌曾经是个小有名气的打击乐器手，外型和唱功都非常好。至于“花痴”绰号的由来，那是因为他每次去演出时，总会碰到一个卖香烟的女孩，那女孩也总是脉脉含情地看着他，等他演出的时候，她就进来捧场，每场必到；她没有父母也没有兄弟姊妹，也没嫁人，所以，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后来她卖香烟积攒的钱越来越少，最后为了看他的演出，大冬天把棉被都卖了。段信军知道这个女孩这么迷恋他，终于买了一床新棉被送给她。这样一来，我们两个又能像朋友似的交谈了，虽说此时敖博已开始与其说―在思想上还不如说是在言谈上已完全公开了他的所有理念，对社会积极鼓动，一不做二不休。

现在向我敞开的，只有继续从事小说创作的那扇小门了。九江真是一个美丽而安静的城市，太过平淡温和。我已经在这里度过了4个月的时光。在这漫长的夏季，我一心一意想的是怎样把我那一堆字体难看的手稿都变成铅字。3月份发表的那部中篇小说的稿费早已经用完了，再接下来大有变成灰暗的七月的危险。我必须将这些歪歪矶矶的文字换回一个个铜版，否则剩下的日子只能在不断的节省与忧心中度过。来九江这么久，我甚至还没有舍得自己花钱给小雪买过一件衣服，想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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