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工程的熏染下长大的人是多么不适应啊！是一迎面过来的光吗？完全不是。那是一探空的避雷针，正以最危险的方式存在着。苏珊·桑塔格曾说过一句话：‘我们（必须）以作家受苦的代价来衡量真理的标准。我们每个真理都必须有一个烈士。’你尽没有当上烈士，却把自己像人质一样抵押去了，难事实不是这样吗？”

我再次苦苦哀求他宽恕我，给我的声音带上一甜的腔调，我知这腔调会起作用的。

他扮作我的审判官，演得还真啊。接着，我们喝茶，闲聊了整整一个小时。

我背后的红榉木门带来了穿淡绿长裙的姑娘。她拿着一个夹，把它摊平在翅木桌面上。我看不清楚淡绿长裙的姑娘摊开的究竟是什么。她递给我一支钢笔：签个字才能买来姚主席的宽恕。

我不敢向姚辉云去提问。在涂着指甲油的手指指，盲目地签上我的大名，这让我到十分不安，我想，他们是不是把我变成了一个提线木偶？

“这是一份工作聘用合同。”姚辉云发话了。“需要签上你的全名。请你签上丁仆。”

我刚签完字，他就站起穿过一扇门，消失得无影无踪。或许你们会以为，我在那一式两份的合同第三页末端签完自己的大名后，就要承担义务去可怕的罪恶勾当。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我敢向主席保证，共产党手段再明，我也绝不会去卖自己的灵魂。当我回到会客室，在淡绿长裙的姑娘的帮助下研读合同时，我毫不费力地很快就明白了：丁仆的任务不用早九晚五的上班和下班，也不用把睡眠不足的时间在开会上补回来，而我必须像我目前这样每天写6000字，哪怕是日记；或者是门去游山玩、泡妞；或者是给文学好者们聊聊天，有可能的话争取捞个什么弘扬主旋律的奖回来。作家协会负责每月支付给我1500元创作经费，在我以“作家丁仆”的名义书、发表作品之前，先要一番宣传造势。

在宣传造势的时期，作家协会第二次预支给我一大笔钱，我就靠它过日。我有时走访那幢办公大楼，接见记者，让人给我照相。有时也到电视台演播室当面回答女主持人很弱智的问题。你比如，现在的作家是不是太多了啦？在你的心目中什么样的人才能真正成为作家呢？你认为你的创作对文坛是否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你打算改变文坛的现状吗？等等等等。说句实话，我连自己都不好，又怎么能去别人呢？但大幕既然没有拉下来，我们还是要生活，还要避免恐怖，还要解除注定的痛苦，还要战胜长久的黑暗，还要抗拒这非人的世界。也只有这个时候，文学倒是可以给予我一力量，让我有所反抗，有所思考。至于我的写作能否改变世界，小一说，能够改变文坛，我对此毫无奢望。因为我不能夸大文学的作用，一个作家更是十分渺小的。我只能说，追求我认定的真理，是我的快乐，哪怕文学现在不再有轰动的效应，哪怕我是一个少数派，甚至是一个孤独的人。

我在这里真的找不到篇幅详细描述自从与作家协会签下那份合同后的成就。我记得，有一次，应省校的邀请，我去给南昌市的一些文学发烧友作专题演讲。因前一天晚上和几个女喝了太多的酒，所以第二天起得比较晚。当我从学校礼堂主席台的右侧走到中央时，那里有一把椅，我一个人来到中央，下面挤满了人，大约有两千多人，而台上只有我一个人。我空空地站在那里，和椅站在一起。我毕直地在站在台上，台下没有一丝声响，我都不敢呼了，睁大睛看着台下黑压的人群。这样，足足过了二十三分钟，我才开始十分疲倦，嗓音沙哑地说，“想不到在这里会有那么多文学、小说的朋友。”我说完这句话后，便微微仰起了脸，并挤下了几滴泪。只过了一会，我前面就现了掌声，掌声一浪一浪地扑过来，立刻充满了整个大厅。我看见那些学生把手都拍疼了，这让我到实在于心不忍。于是，趁着这一阵过一阵的掌声，我大声宣布：先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掌声一下就没有了，我把一只手放到了椅上，另一只手使劲地向前一挥，并声音响亮地说：

我将迟到，为这我们已约好的相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