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御前会议期间，西方列又实行了一个新的严重侵略步骤，6月16日夜间，在天津大沽，由俄、英两国官员代表英、俄、法、意、日、德、奥等七国通知清军守将罗荣光，说是因为清朝当局“并不全力剿办”义和团，而且在海安设了雷，显示了与各国为难之意，所以各国要求次日清晨二时清军必须让大沽南北两岸炮台和兵营，以便各国屯兵，疏通天津到北京的路。17日，法国驻天津总领事把同样的通知给直隶总督裕禄，但事实上各国舰队这里已经炮击大沽炮台，并且迅速占领了这些炮台。

从6月15日起，连续四天，慈禧召集各大臣，举行御前会议，商讨如何对待义和团的问题，而各大臣之中，基本上分为两派意见，一派认为一定要把义和团当作“民”镇压下去，这样才能使洋人满意，不再派兵京，万万不可得罪洋人，这一派以军机大臣王文韶、尚书立山、兵尚书徐用仪等人为代表，可以称之为投降派；而另一派则认为，义和团势力已经无法扑灭，如果行剿办，势必立刻在京畿地区引发一场大祸，而且义和团有“法术”，可以靠这法术来战胜洋人，所以他们主张招抚义和团，利用他们来一战消灭洋人势力，将洋人赶中国去，这一派以端王载漪、庄王载勋、辅国公载澜、大学士徐桐、协办大学士刚毅为代表，他们可以称之为主战派。

军队伤亡很大，同时由于后勤保障困难，这支军队不得不很狼狈的向天津撤退。

投降派的意见，同时也代表着洋务派官僚的立场，其中封疆大吏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两江总督刘坤一、山东巡抚袁世凯都是这主张。经过两派人在御前会议上的激烈争吵，最终主战派获得了胜利，慈禧采纳了他们的主张。决定招抚义和团，并利用他们与洋人一战。

清廷在得知西尔统帅的八国联军离开天津往北京开来的消息之后，惊恐异常，认为如果任凭八国军队开北京城，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命令裕禄加大沽和天津附近的防务，如果再有外国军队准备乘火车北上，就要求他尽力阻挡，这可给裕禄了个大难题。裕禄实在没有办法，在6月14日给清廷的回奏中委婉的表达了其无力阻挡各国列军队京的行动，而且如果以武力阻击，必然发生战争，可是以现在中国的实力，不要说是八国，就是一国也无法抵抗。同时他认为，各国之所以要调兵京，都是因为义和团攻击各国使馆及天主教堂引起的，现在朝廷只有对义和团实行“剿办”，才有可能使各国满意，不再兵，而且就算兵，也可以借现在的局势想办法补救，这暗着可以借列军队来帮助“剿匪”的意思，一如咸丰年间镇压太平天国一样。他这样是希望把责任推给清廷，要清廷早下决心镇压义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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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00年6月21日，清廷正式发布宣战诏书，历史依然照原来的轨迹向前发展着。

直到6月19日，北京还不知大沽已经失守，仍然以为大沽的守军还在与列军队激战，在这天的御前会议上，慈禧正式宣布采纳投降派的主张，对侵略中国的西方列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