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水泊梁山会是宋江义军的根据地的呢？综合起来主要有如下两点：

第一，从地理的角度论述梁山地区的险要地形。关于这一点，王文可说是论述的再详细不过了。王文先从梁山及附近诸山的形成和概况，论述到梁山泊的形成及其概况，再从丰富的资源、险要的地形，论述到北宋时期的梁山地区是农民起义的理想根据地。故此，王文最后一节明确指出：“北宋时期的梁山地区，水阔山险，地形复杂，位置重要。经济上，具有丰富的生活资料来源；军事上，进便于出击，守利于防卫，退易于转移，是一个具有战略性的军事要地，是起义农民据以同北宋王朝进行武装斗争的理想根据地。正因为梁山地区具有如此优越的地理条件，所以北宋时期借居梁山地区反抗北宋王朝腐朽统治的不计其数。《宋史》上不乏‘梁山泊多盗’，‘梁山泊素多盗’，‘梁山泊渔者习为盗’的记载。虽然没有明确记载宋江据此起义，但当时的史料却提供了‘宋江寇京东’，‘出青、齐、单、濮间’的活动区域，正是属于京东西路，又恰恰处在青、齐、单、濮州包围之中。在这一地带，再也找不出任何一个象梁山地区这样有利的活动场所。宋江之所以能以少数人坚持同北宋王朝相对抗，使‘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官军莫敢樱其锋’，若不是借助梁山地区这样一个优越的地理环境，是根本不可能的。史载宋江‘其才必过人’，应具有一定的战略眼光。总之，从北宋时期梁山地区的地理位置环境来看，我们认为宋江据此起义是可能的。”

但是实际情况是这样吗？北宋时期的梁山泊号称“方圆八百里”，实际上它南自今巨野县城北二十余里，北抵梁山县斑店一带，东南达嘉祥县梁宝寺附近，东北到小安山东部，西逾今之黄河二十余里，形状为南北狭长，方圆约四百余里。水泊之中，有占地3.54平方公里、海拔高为197.9米的梁山，加上附近的凤凰山、龟山、土山，占地总面积仅十余平方公里。据王文说：“梁山地区的水陆交通也比较便利。向西南可沿五丈河进击北宋的都城东京；向东南可沿南清河进击单州、徐州；向东北可沿北清河进击齐州、青州；向西北可以从陆地进击北京（大名府）。”因之“宋江等人要四方进击，进退可靠，就必然在青、齐、单、濮这片广阔的战场上找一处有险可守，进退自如的根据地。那么，位居四州中心地带的梁山泊，当然是最理想的去处了。况且，在这一带可以凭险而居的也只有梁山泊一处”（朱周文）。这就很清楚地说明梁山泊是宋江义军的根据地，而梁山水泊之中可驻足又仅有梁山了。

梁山的地形的险要，的确有利于农民起义，但四位山东作者只看到了有利的一面，没有看到不利的另一面，而这有利的一面恰恰又产生了这不利的一面。首先是梁山泊离北宋京城汴京（即今开封）较近，既有进击之利又有被剿之弊。它既构成了对京城的威胁，又加速了朝廷对它的防范和镇压。为了京城的安全，朝廷历来对这一带地区防范甚严，其任命的知府或知州一般要由“两制以上的臣僚”担任，而且有的还由皇帝亲自遴选（见《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一八一）。朝廷通过这些得力的地方官控制这个地区。而这些地方官一般又兼有京东西路安抚使的头衔。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干”，他们又常以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军来报答皇帝的恩宠。所以担任这一带的地方官大多是战绩彪炳、多谋善断之人。《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四二七载：“蒲宗孟以郓多盗，疼诛锄之，所戮不可计。”另外如张奎“数月捕诸盗悉平”，李璋“信尝罚擒捕，盗为衰也”，刘温舒因“用心督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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