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今谷县城东南三十五华里的景岗，立有“武松打虎”碑，谷县十字街首有“狮楼”，我们就能确认真有武松打虎、斗杀西门庆这样的故事是历史事实了？！梁山义军中就真有武松其人了？！现在梁山黑风塑起了李逵像，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李逵是梁山义军将领之一？中国类似的民间传说很多，后人为了纪念它，往往喜假事真，如果我们把这些都当成了可信的材料，那就无所谓历史，更不用考证了。再说陈泰生活的年代虽距宋江起义仅百余年，但陈泰毕竟是词曲家而不是历史学家，他所著的《所安遗集补遗》是文艺作品，而不是史书。何以见得呢？朱周文在引用这段“可信”的“材料”时，省略了两段文字：一是朱周文引文前省略号文字为：“绝湖为池，阔九十里，皆蕖荷菱芡，相传以为宋妻所植”；二是“始予过此，荷弥望，今无复存者，惟残香相送耳。因记王荆公诗云：‘三十六陂，白首想见江南’。味其词，作《江南曲》，以叙游历，且以宋妻植荷之意云。”很清楚，朱周文中引用的这段文字，本是陈泰为其《江南曲》所写的序言。作《江南曲》只不过是因过梁山，闻篙师所言，味王荆公诗，而叙游历所作，这怎能算是“明确记载宋江起义曾驻扎梁山泊的材料”呢？更何况篙师自己还错把距梁山十余里的“小安山”当成梁山。再说朱周文在驳论分明确指：“我们决不应把作为当时说话人底本的《宣和遗事》当作史书对待”，因为“这是属于文艺作品，属于‘文’而不属于‘史’的范畴的东西。”这个说法我认为是对的。既是如此，陈泰的《所安遗集补遗》也是属于“文”而不属于“史”的东西，何况陈泰在文中很慎重的用了“相传”两字，籍以说明此为不属于“史”的范畴。朱周文又为何当“史”来看待，这不是前后自相矛盾吗？

朱周文的这个立论观站不住脚，其他三个方面也就无理可推了。朱周文说：“宋江起义前和起义后均有人在此安营落草”。这并不能说明宋江就在梁山起义，并以此为据地。当然我们也不排斥宋江可能在此起义或义军到过梁山。朱周文说：“宋代的不少文献曾明确说明宋江等人活动与山东梁山泊周围。”宋代的不少文献的确是说明宋江等人活动在山东梁山泊周围，但没有“明确说明”宋江等人活动在梁山。再说梁山周围地域如此之大，如果说其活动过的地方都可称为宋江义军据地的话，那就无所谓要据地了。再次是宋江在梁山泊周围活动的时间并不长，在这不长的时间内，又“青、齐、单、濮”，“剽掠山东一路”，又怎能说其有据地呢？“从宣和年间北宋官吏的调动也很能说明问题”，这是朱周文的第三个推论。朱周文在引用了《宋史"侯蒙传》后，明确指：“这位资政学士的招安建议获皇帝的赞许，接着便派他去东平府（亦称郓州）上任，什么去呢？显然是完成招抚宋江使命的。东平府在梁山的东岸，宋江等当时在梁山泊为营是无疑的。”这个说法就太武断了。这只是朱周文的推理，推理是不能代替史实的。说其武断，一是皇上派他去知东平府“显然是完成招抚宋江使命的”，《宋史"侯蒙传》中没有这个意思；二是东平府一度为京东西路安抚使的驻所，东平府曾列大都督府的级别，辖六县，而东平府一带，又是“多盗贼”地区，为了京都的安全，加这一地区的领导，宋代历朝都非常重视此地官吏人选，派侯蒙这个资政学士去知东平府完全符合他的份，属于正常调动。所以，我们也就不能同意朱周文的说法：因侯蒙调东平府，东平府又在梁山的东岸，“宋江等当时在梁山泊为营是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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