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取得“境许可证”的人方可境。领取境证要缴纳十盾；已境的人要领取“居留证”，纳费五盾。1722年，民政权下令拘捕雅加达的所谓“无业华侨”，并禁止华侨在路旁开设饮商店和随意外旅行，被捕者分被遣送回国，分送往锡兰岛和南非充当隶。1727年，民者又逮捕所谓没有居留证的华侨。

1740年7月25日，荷兰民总督命令贫苦华侨登记，以便送往锡兰，充当苦力。命令发布后，没有一个华侨奉命登记。于是民者蛮横宣布：凡是民政权认为可疑的人，不论其是否贫穷或有否居留证，一律逮捕审查。许多勤勤恳恳的华侨被捕，甚至被上手铐，押往锡兰岛。他们在途中受到的非人待遇，绝大多数被折磨至死。当死里逃生的华侨潜回雅加达并把民者的罪行公诸社会之后，广大华侨义愤填膺，一致认为：与其坐而待毙，不如起而反抗，庶几死中求生。大起义时机成熟了。

而正当华侨正在酝酿针对荷兰民政府的起义之际，惧祸者却纷纷逃往甘打利亚，于是荷兰民者派兵追击，很多华侨被杀，被捕者多至数百人。于是群情鼎沸，华侨终于被迫在1740年10月9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抗荷兰民者的大起义。本来起义的领导者连怀、林楚等计划分兵两路，一路自丁加兰攻文登墟炮台，一路从望加寺攻击荷兰兵营，俟得手后，再合力攻达维亚，扫民者的军事巢。

但是林楚私受贿赂，卖起义计划，致使荷兰民者得以从容布置，作了准备。因此，攻击荷兰兵营的队伍遭受重大伤亡，攻击炮台的队伍也受阻无功。在此急关，攻炮台的队伍恐怕贻误战机，遂直接攻达维亚。这时，凶狠的荷兰民者一面杀死狱中华侨，炮轰起义队伍和华侨居留区；一面调集军队，组织氓恶，大肆洗劫华侨商店住宅。起义队伍在达维亚西门、南门、文登墟及望加寺一带苦战七日七夜，最后终因组织松懈、武不良、粮弹两缺，伤亡太大而转移。在此次荷兰民者一手制造的大屠杀中，华侨惨死数万，所的血把河都染红了，故称这次起义又被称为“红溪之役。”

但是荷兰政府很快意识到他们所谓打击华人的手段，实际打击的也是荷兰人自己的利益。惨案之后达维亚及其它荷属地区陷萧条，他们的总督华尔庚尼尔为此被撤职查办并狱。荷兰人不得不重新招徕中国移民。惨案过后的第二年，中国商船又开始恢复驶往达维亚。

和所有穆斯林所建立的权一样，在坤甸苏丹王朝的统治者穷奢极的享受生活之时，这个新兴王朝的命运很快便从极盛走向了衰弱。当1772年5月，一个名叫罗芳伯的中国广东梅县人，因为屡次乡试不第，而对仕途彻底灰心，于是带领一批客家青年漂洋过海，经虎门到达婆罗洲西的坤甸之时，虽然那位于苏丹王室居住的“王府肚”中心，据说可以媲印度泰姬陵的的卡德利雅王依旧气势恢弘。但是在全用当地的赤铁树木料筑成的四层金字塔形建筑之外。罗芳伯所看到的却是一片风雨飘摇。

此刻满足于自富足生活的坤甸苏丹早已没有其前辈们锐意去，在他们浑浑噩噩的统治之下，岛上社会治安极为混：土匪横行、海盗猖獗，致使民不聊生，怨声载，而忠于苏丹的各土著首领虽然一心有所作为，但是却群龙无首而最终束手无策。虽然加里曼丹岛土地沃，可耕可牧，又有山林、金矿，资源丰富，还有港湾可发展通，但是其时该岛内各大小采矿公司之间互相争斗，外又有来自印尼的荷兰帝国东印度公司的武装侵，内忧外患极为剧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