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前期，我们家曾经同一批年轻的中国空军有过一段特殊的友谊。当时，我还是个孩子，但我记得他们，他们的一些事，父亲母亲后来常常讲起，也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如今，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飞行员的英勇事迹几乎不为人所知。不过，我相信，在那国家危急存亡之秋，曾以鲜血来换取民族生存权的人们，历史是不应该忘记的。

我的父亲梁思成“七七事变”前在北平从事中国建筑史的研究，母亲林徽因，与父亲同行，又是诗人和文学家。1937年7月底，为了不愿见到日本侵略军的旗子插上北平城，他们领着外婆、姐姐和我，匆匆离开了这座古城，往西南大后方撤退。

战争刚刚爆发，人们纷纷“逃难”，沿途一片混乱。我们的旅程异常艰难，直到十月间，才辗转抵达长沙。不久，日本飞机第一次空袭长沙，炸弹落到离我们的临时住房只有十几米的地方，全家人死里逃生，行李却埋到了瓦砾堆下。

十二月初，我们又离开长沙，乘长途汽车往昆明去。当时，这种撤退全无组织，各人自找门路，没有任何团体、机关的安排照应。而内地的公路交通，更处在一种可怕的野蛮状态。破旧拥挤的汽车，在险陡狭窄的盘山公路上颠簸着；沿途停宿的荒街野店，臭虫虱子成堆，小偷土匪出没。沿海大城市来的人，没有一点勇气，是不敢踏上这条路的。父母虽然还年轻，身体却不算好，特别是母亲，早年得过肺病，经不住这样的艰苦跋涉，体力已经不支。

乘公共汽车晓行夜宿，几天以后，在一个阴雨的傍晚到达一处破败的小城――湘黔交界处的晃县。泥泞的公路两侧，错落着几排板房铺面，星星点点地闪出昏暗的烛火。为了投宿，父母抱着我们姐弟，搀着外婆，沿街探问旅店。妈妈不停地咳嗽，走不了几步，就把我放在地上喘息。但是我们走完了几条街巷，也没能找到一个床位。原来前面公路塌方，这里已滞留了几班旅客，到处住满了人。妈妈打起了寒战，闯进一个茶馆，再也走不动了。她两颊绯红，额头烧得烫人。但是茶铺老板连打个地铺都不让。全家人围着母亲，不知怎么办才好。我太小了，倒在行李包上，昏然入睡。

父亲后来告诉我，就在那走投无路的时刻，竟发生了一个“奇迹”：他忽然注意到，从雨夜中传出了一阵阵优美的小提琴声，全都是西方古典名曲！谁？会在这边城僻地奏出这么动人的音乐？“如听仙乐耳暂明”的父亲想；这拉琴的一定是一位来自大城市、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或许能找他帮一点忙？他闯进了漆黑的雨地，“寻声暗问弹者谁”，贸然地敲开了传出琴声的客栈房门。

乐曲戛然而止，父亲惊讶地发现，自己面对的，竟是一群身着空军学员制服的年轻人，十来双疑问的眼睛正望着他。那年月，老百姓见了穿军装的就躲，可是眼下，秀才却遇上了兵！父亲难为情地作了自我介绍并说明来意。青年们却出乎意料地热心，立即腾出一个房间，并帮忙把母亲搀上那轧轧作响的小楼。原来，他们二十来人，是中国空军杭州笕桥航校第七期的学员，也正在往昆明撤退，被阻在晃县已经几天了。其中好几人，包括拉提琴的一位，都是父亲的同乡。这一夜，母亲因急性肺炎高烧四十度，一进门就昏迷不醒了。

我们家同这批飞行员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当然不会想到，当父母看见他们的年轻朋友就要驾着这样的古董出征时，心里又怀着怎样苦涩的感情

一九三八年初，我们终于到达昆明。父亲所在的研究机关和西南联合大学也都陆续迁到这里，生活开始安顿下来。很快，我们就同晃县相遇的飞行员们又见了面。他们全都来自江浙闽粤沿海省市，家乡有的已经沦陷。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远离亲人，甚至无法通信，在这陌生的内地城市，生活十分寂寞。坐落在郊区巫家坝机场的航校，训练生活枯燥艰苦。军队中国民党的法西斯管理办法常激起他们的愤恨。

那时，昆明的外省人还不很多，我们家就成了他们难得的朋友，假日里，总是三五成群地来这里聚会。恰好我的三舅林恒也是抗战前夕投笔从戎的航校第十期学员，不久也来到昆明。这一层关系更密切了我们家同这批空军的友谊。

我的父母，性格开朗，待人诚恳热情，母亲尤其健谈好客。他们很快就成了年轻人的好朋友，被视为长兄长姐。飞行员们无处诉说的心里话，常常向他们倾吐。因为我们家的关系，他们和西南联大的一些教授，如张奚若、钱端升、金岳霖等也常有来往。有时，我们家同他们去郊游，泛舟五百里滇池，拉琴、唱歌、游泳，他们还偷偷地欣赏俊俏的船家姑娘，淘气地商量，要选出一个沈从文《边城》里的“翠翠”……

然而战时后方的空气，毕竟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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