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日机对昆明等地的空袭日益加。正式编作战队之后，他们难得休假，同我们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而“跑警报”却成了我们的日常功课。不久，我们家又从城里疏散到了市郊农村。每逢日机空袭，我们就怀着忐忑的心情从村后小山坡上远远望着城里炸起的一黑烟、空中闪烁的银小和炮弹留下的朵朵灰云，还看到过不知哪一方的飞机拖着长长的黑烟坠落到地平线下。由于我们没有制空权，猖狂的敌机常常肆意低空扫轰炸，有时就从我们的村掠着树梢尖啸而过，连座舱里着风镜的鬼驾驶员都看得清清楚楚。

说话带着重广东音的陈桂民，是个讲故事的闹小伙。个不，方方的脸。他的战斗故事最多，也最“神”：一次，一架油箱被打漏的敌机向他俯冲击，没有击中，却从他敞开的座舱上面淋下一阵乌黑的油，沾了他一一面。他本来肤黝黑，这下回到机场简直成了个黑人，地勤人员都笑了起来。还有一次，他说自己在空战中把弹打光了，一架敌机却从后面“咬”住了他，“吓得我面都青了”讲到这里，父亲还开玩笑地问：“是你在飞机里照镜，看见自己脸都青了吗？”但碰巧敌机也没有弹了，两架飞机并排飞行，互相用手枪击，手枪弹打光了，陈桂民说，他决心把敌机撞下来，敌人发现了他的意图，靠着飞机能的优势躲开了，他两次撞击都不成功，“急得我直掉泪”……

陈桂民的死，只是一连串不幸消息的开始

那是从队寄给我父亲的一封公函和一个小小包裹―――一份阵亡通知书和一些日记、信件和照片等遗。死者名叫陈桂民，是我们的飞行员朋友中第一个牺牲的。因为他在后方没有亲属，队就把这些寄给了“名誉家长”。母亲捧着它们，泣不成声。他们当时还没有想到，这作法后来竟会成为这支队的惯例。

飞行员们偶然来到我们家，讲些战斗故事，还给我带来过一架用日机残骸上的铝熔铸的日本轰炸机模型和一颗敌机机关炮的弹（里面没有炸药）。那模型上有个赛璐珞的透明炮塔，两个小螺旋桨还会转动。但我记得这时的气氛已和过去大不相同。谈起空战中我方的劣势和某些我们不认识的老飞行员的牺牲，他们是那样的严肃和忧愤，使人觉得，好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将会发生。

当时空军作战使用的，主要还是二十年代的古董：一帆布蒙、敞着座舱的双翼飞机，我记得飞行员们把它们叫“老格拉斯”。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是国产的“格拉斯o－2型”，这老式驱逐机（当时称歼击机为驱逐机）又慢又笨，火力很弱，比日机的能差得多。记得他们曾在我们家一面比划着，一面向大家解释，空战中为了抢度，我机要“一圈一圈”地往上爬，而敌机却能够一下就拉起来。如果我机幸而占了优势而一次俯冲击不中的话，就很难再有攻击的机会，只能等着挨打了。当时，他们是多么希望早日得到国或英国的新型驱逐机啊！什么“老鹰式七五”，什么“旋风式”，经常是最让他们激动的话题，以致当年我作为一个孩在旁边所一再听到的这些名称，至今还印在脑海里。

本章尚未读完,请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大约在我们到达昆明一年多以后，他们从航校毕业，成了正式的空军军官，将作为驱逐机驾驶员，编对日作战队。毕业典礼在巫家坝机场举行。由于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位有亲属在昆明，便决定请我的父母作他们全毕业生的“名誉家长”，到典礼上去致词。那一天，我们全家都去了。父亲坐在主席台上，也致了词。记得典礼前，有人领着我们去参观正在装弹的飞机，有许多用“洋铁”焊成的模拟弹，里面上，挂在机翼下面。讲话之后，毕业生们驾着那些“老格拉斯”行了飞行表演。当它们编队隆隆飞过机场上空，在跑外投下的“炸弹”激起了一白的时，我兴奋极了。但是，我当然不会想到，当父母看见他们的年轻朋友就要驾着这样的古董征时，心里又怀着怎样苦涩的情。

多于乐。空军队里，充斥着无能和腐败现象。直到抗战初期，中国空军还是照法西斯德国的制来训练的，甚至教官都直接聘自希特勒的德国空军。这些地地的法西斯分训练学员“无条件服从”，动辄用鞭打，有人竟被得满地，刚吃下去的饭都吐了来。后勤门的长官则盗卖零件、汽油，使地勤工作全无保证，飞机经常发生故障。最使他们焦虑和愤慨的，是由于当时政府的无能，使得中国空军的装备极端落后，远远不能同日本侵略者相匹敌。

果然，不久就传来了他们的噩耗。

陈桂民说，他决心把敌机撞下来，敌人发现了他的意图，靠着飞机能的优势躲开了，他两次撞击都不成功，“急得我直掉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