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的回忆，随后牺牲的一位，名叫叶鹏飞，也是广东人。他个瘦长，不善言谈。由于飞机陈旧失修，他虽经两次遇到机械故障，不得不弃机伞。那时，不少飞机是南洋华侨和各界同胞集资捐献的。他摔了两架，心情非常沉重，曾对着母亲落泪，说自己无颜对江东父老。尽父母一再安他，说这不是他的错，但他却发誓，决不第三次。不幸的是，这样的事竟真的发生了。在一次警戒飞行返航时，他的飞机又发生严重故障，当时长机曾命令他伞，他却没有服从，是同飞机一坠落地面，机毁人亡，为了当时政府和军队的腐败无能，白白地牺牲了命。他的死，使他的战友到特别压抑和悲哀。

由于日机对昆明的轰炸越来越猛烈，1941年冬，我们家随父亲所在单位再次从昆明迁往四川宜宾附近的一个偏僻的江村――李庄。从此，我们同这批空军朋友已难于直接来往，只有一些通信联系。然而空军队却仍在持他们的惯例。不久，小提琴家黄栋权的遗也寄到了李庄。后来我曾听父亲说，黄栋权牺牲得特别壮烈，他击落了一架敌机，在追击另一架时自己的座机被敌人击中，遗被摔得粉碎，以致都无法收殓。我们全家对于黄栋权的死特别悲痛，因为当初正是他的琴声才使我们同这批飞行员结下了友谊之缘的。他的死，像是一个不祥之兆。这时，母亲肺病复发，卧床不起，她常常一遍遍地翻看这些年轻人的照片、日记，悲不自胜。

这以后，又陆续有人牺牲。父亲为了保护母亲，开始悄悄地把寄来的遗藏起，不让母亲知。但是不久，她却受到一次更沉重的打击。刚刚从航校第十期毕业的三舅林恒（他们的训练基地后来迁到了成都）也在成都上空阵亡了。那一次，由于后方防空警戒系统的无能，大批日机已经飞临成都上空，我方仅有的几架驱逐机才得到命令，仓促起飞迎战，却已经太迟了。三舅的座机刚刚离开跑，没有拉起来就被敌人居临下地击落在离跑尽只有几百米的地方。他甚至没有来得及参加一次像样的战斗，就献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父亲匆匆赶往成都收殓了他的遗，掩埋在一无名的墓地里。为了向外婆隐瞒这一不幸的消息，他把舅舅的遗――一军礼服，一把毕业纪念佩剑，包在一个黑的包袱里，悄悄地藏到了衣箱的最底层。但后来老人家还是从邻居中知了真情。

面对着猖狂的日本空中盗，当时后方的许多人曾寄希望于国的援助，因为那是太平洋地区惟一有实力援助中国空军同日本较量的国家。然而，“中立”的国却一年又一年地使中国的希望落空。直到1941年底以后，在“珍珠港事变”中挨了日本人痛打的国被迫参战，情况才开始有所转变。战争初期中国的老飞行员们已经为此付了血的代价。 [page]

1942、1943年前后，国开始向中国提供p－40等新型驱逐机，并在印度等地为中国培训了几批新飞行员，中国空军装备上的劣势开始有所转变；同时，由陈纳德上校率领的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即赫赫一时的所谓“飞虎队”，也活跃了起来，合着中国空军，逐渐夺回了西南地区的制空权。空军成了后方报纸上的英雄，“新一代”的中国飞行员也“神气”起来，有些人也学会了穿上全式军装，开着敞篷吉普，挟着“抗战女郎”招摇过市。但是，我们家认识的那批老飞行员，除了一位伤员林耀之外，到这时已全殉国了！他们之中没有人死在陆上，个个都牺牲在惨烈的空战中。他们的遗被埋葬在远离故乡和亲人的地方，苍烟落照，一枕清霜，从此湮没无闻。纪念着他们的，也许只有我们一家。自从陈桂民牺牲后，每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纪念日中午十二，父亲都要带领全家，在饭桌旁起立默哀三分钟，来悼念一切我们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抗日烈士。对于我来说，那三分钟是全年最严肃庄重的一刻。可惜的是，由于年代久远，我今天已记不起更多的人和事。只有林耀除外。

这一年的七月七日，我一个人在学校里，照父亲的榜样，默哀了三分钟，为林耀，也为所有其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