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之恒走后，河柳村已完全在宋赖河的掌控之下。但人们偶尔还会想起他们曾经的那个大威武的秦村长，并为他们一家的命运叹息。如今的洋槐镇早已是人非，没有了满大街的大红标语，大字报，也没有了那些疯狂的批斗会，所有的一切都变了，所有的往事都已随着历史远去了，偶尔会有几个满面沧桑的老人坐在街巷尾谈论那些尘封的往事。镇上到都是私人开的小商铺，商品也五八门，什么都有。空气里也没有了那些令人张的气氛，人们都很清闲，忙完了自己的活就到瞎转悠，或三五成群的坐在一起聊天，或打纸牌，打麻将。年轻人积蓄的能量太多了，有时会打架，还打群架，手锤，三节，生锈的匕首一起上，最终会有几个人哼哼唧唧的躺医院。他们使用三节完全是受了当时李小龙的影响，其实他们什么也不会，甩几下不好还会砸到自己的脑袋。有邻村晚上放天电影，村里年轻人就会成群结队地去看，看完电影回来没事顺手就把路边的草垛推倒或火烧掉，第二天就会变成一堆还冒着黑烟的炭灰，不免也招来草垛主人的一顿狂骂。猪村有一个老太太，每次骂起人来都会吐白沫。

月朗星稀的夜晚，常有一些外乡人来村里说书，并带着一个大鼓，还有竹板，人们那叫打鼓书。说书的常是一个外乡的男人，或是一对夫妻，说唱的内容大都是一些历史上的故事与传说，常说的是浒等，但说三国的并不多。第二天他们就会挨家去收一些粮作为报酬。

家还记得文革时期这里有个侯老太太吧，她无亲无故，已死了好多年了，她的那两间小土屋早已破得只剩下一堵泥墙了，无人问津。于是宋赖河夫妇就在这里又盖了两间小房，虽不观，但也能遮风挡雨。堂堂的一村之长，就住在这样的房里，确实和他的份不太相符。但他仍是村长，仍是河柳村的决策者。他见人就解释说他们搬去是为了清净，但知情者却偷着乐。但不怎么说，他还有两个在河柳村首屈一指的富有的儿，每个儿都有四间大瓦房，在当时能盖三间瓦房就已经不错了，村里没几家能盖得起瓦房的，最多是用红砖打一米多的地基，上面再用泥胚砖。这些已足以显示他家在河柳村的经济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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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槐镇变了，河柳村也变了，几乎每个角落都开始显少有的生机。但有一个地方显来的却不是生机，而是满目的沧桑与凄凉，那就是河柳村东南角上秦之恒的那个院。十几年过去了，那个院再也没有人去过。院墙上已现缺和裂，常有邻居家的过院墙飞到他家的院里，院里满地都是野草，没有了路，院里的那颗大槐树已变得又又大，壮的枝叶已伸了院。院里的房屋保存得还算完整，只是墙上的泥土脱落了不少。院里的槐年年开，年年落，却再也无人问津，也许只有它还能记得这个院里的主人和那些心酸的往事。

那时山村里的年轻人大多都没什么正当的事，一些人也养成了游手好闲的习惯，到串窜，有时会到邻村附近转悠，见了年轻漂亮的姑娘就拼命哨。年轻人十几岁就开始张罗着找对象了。盖房，娶媳妇，这是山村里的等大事，如果谁家的儿二十几岁还没找到对象，那是一件很丢人的事，父母会急得都冒烟。婚嫁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对方的长相，，和家的财产状况。男人如果能给女方买得起一块表，或送给女方一辆袋鼠牌自行车或一台磕虫牌纫机，那将是一件很荣耀的事。那是山村里还行着一不良的习惯，人们赌，纸牌，麻将很盛行。从年轻人到老年人，每个年龄层次的都有，输了钱回到家不免会遭到自己女人的一顿臭骂，甚至在赌场上就被凶悍的老婆揪着耳朵拽回家。因为自家的男人赌，女人们常常是又哭又闹，甚至回娘家。正常情况下女人是打不过男人的，她们通常被男人打得四脚朝天，所以女人们只好哭，人们只要一听到某女人在哭，就会说他妈的一定又赌输了！男人们有时会去河边钓鱼，在河边一蹲就是半天，一也不着急，无所谓，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但总比赌钱好。当时山村里的劳动力严重过剩。

关于这个破落的院，在河柳村有着传说。有人说曾在夜里听见那个院里传来女人凄厉的哭声，还有人说曾在夜里看见那个院门有黑影闪过，再加上一些人的添油加醋，传说就更令人骨悚然了。那个院成了洋槐镇上人人皆知的鬼屋，即使在白天也很少有人敢接近。这个院也成了一些大人吓唬不听话的孩的最好办法，他们常威胁小孩说，如果再不听话就把他关那个鬼屋里，小孩上就老实了。这个院也成了村里顽童们锻炼胆的地方，如果有谁自夸胆大，其他的同伴就会异同声的问：你敢到那个鬼屋里去吗？自夸的家伙上就闭上了嘴。关于这些传说，村里常有一些老人会骂上几句，说他们在故

经过数年的长期压抑，一些原始的人开始在镇上的每个角落里复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