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熊廷弼向万历的上疏都是“疏，悉报允”，“疏，帝从之。”，在樊树志教授写的《晚明史》中也有这样的记述“在以后的几个月中，神宗虽患重病，但对熊廷弼仍分外关注，别的奏疏可以不看，惟独熊廷弼的奏疏非看不可，而且无一不批答。随上随下”。这已经是万历病重到要临死前的情形了，这些事实和阎教授把万历说成什么都撒手不的皇帝，只“将大臣奏章‘留中’不发，就是既不批示，也不发下”应该是直接矛盾的。

还有一件的事实叙述上，阎教授的说法似乎也有直接的错误。在解释“不朝”一条中阎教授说“明军萨尔浒大败后，大学士方从哲上疏，希望皇帝能够御文华殿，召集文武百官，讨论御敌方略。结果这个请求依旧如泥海，留中不报，没有回音”

樊树志教授《晚明史》中对此事的记载却是“方从哲希望皇上到文华殿召开九卿科等官会议，共图保辽保京师之策，神宗派文书官到内阁传谕，因疾病缠，无法席文华殿会议，希望大臣谅解”

这两者的在于，前者说方从哲的请求“如泥海，留中不报，没有回音”，而后者说“神宗派文书官到内阁传谕，因疾病缠，无法席文华殿会议，希望大臣谅解”。两者列举的参考文献都是《明神宗实录》卷580，我查对了《明神宗实录》原文相关记载，樊树志的说法是更准确的，阎教授可能是光看了前面的记载中有方从哲上疏不报的字样，却没有往下面看，就认为这个请求是“如泥海，留中不报，没有回音”，但继续看下去，几页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么一段“适文书官沈应兆捧圣谕到阁谕臣曰……”这个谕里就有一段万历解释自己不好的内容。可见阎教授这里又是有些断章取义了。

以上是关于怠政表现事实的辩证澄清，其实就事实本，总看来万历的确不是什么勤勉刻苦兢兢业业的皇帝，这没有什么好否认的，只要照事实原本面目来叙述就可以了。至于对这不勤勉的主原因以及后果的评价上有分歧是另外一回事情。阎教授即便单纯为了论证自己观，对事实这不适当的简化和夸张，也是没有必要的。

再来说对万历的行为原因的一些分析，这里面一些是事实层面上的东西，另一些可能就完全是每个人主观看法的不同了。

事实层面上的，就是万历“郊”，“庙”次数比较少，乃至后来完全请人代劳，以及不怎么上朝，不怎么接见大臣，确实有他上的客观原因，这个是不应该否认也不必否认的。这个原因不是阎教授说的什么太过胖，而是万历的脚确实有病，甚至是残疾。

在详细记载新中国成立后发掘万历陵墓前后过程的《风雪定陵》一书第十四章《打开皇帝的棺椁》中说“万历一生多病，经常服药一事，文献都有记载。但随着‘国本之争’越演越烈，……臣僚们便把他的病源归罪于酒过度、……即使今天的明史研究者，尚有一些人与三百年前的臣僚持同一观。其实，面对定陵土的实证，应该打破这近似偏见的结论。因为无论是棺内万历右蜷屈的痛苦形状，还是尸骨复原后，右明显地比左短的情形，都足以说明这位皇帝生前确实患有严重的足疾。有了这样的实作证，而再以陈腐的观念，把万历的‘足心疼痛、步履艰难’，一味地归结于贪恋酒所致，这就难免有失历史公允了。”

可能是因为疾病导致万历两只不一样长短，这样的情况，有些礼仪无法亲自参加，请人代劳，这从情理上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因为一些原因对万历厌恶，这可以理解。但如果因为自己的偏见和情绪对已经被考古挖掘证明的事实完全漠视，甚至当作不存在一样，那就是错误的法了。

再如对万历选择批复上疏的原因的看法，可能主观更一些，这里也不作为对阎崇年教授错误的批评，只是提供另一视角，另一可能，作为参考。阎教授的解释是万历就是因为懒惰；黄仁宇的解释是“以顽的意志和臣僚们作持久的对抗”。我认为，选择批复上疏，本也有避免扯的动机在内，有时候，对一些上疏批复会导致这些文官更加兴奋，你来我往的仗，无意义的争辩导致不必要的消耗大量的力，浪费时间，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人看法。这里就不展开论述了。

接下来说对万历行为结果的看法，阎教授说“没有皇帝的批示，事情就不能办，整个中央机构，几乎停止运作。上自尚书，下到知县，缺员得不到补充，辞职也得不到批准，使得衙门无法办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