鲸、张诚的下场，应该说是重蹈了冯保的覆辙”

这段话里对冯保、张鲸、张诚专横跋扈的评价值得商榷，但神宗期间并没有容忍专横跋扈的司礼监太监，这是可以肯定的。

至于张诚以后的司礼监，樊树志是这么描述的，大家可以自己个判断：

“张诚斥逐后，由田义为司礼监掌印太监，陈矩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孙逻为提督东厂太监。孙逻死后，由陈矩兼掌东厂。田义、陈矩等人以张鲸、张诚的下场为戒，注意收敛，凡司礼监政务，田义与陈矩开诚协济，裁酌施行。田义为人俭朴寡言，人不敢以私。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田义死，陈矩为司礼监掌印太监。陈矩为人平恕识大，万历三十五年死，神宗赐额曰‘清忠’”

“从此司礼监太监的权力受到极大削弱、限制，甚至司礼监缺员也不补充。到了神宗晚年，司礼监用事太监寥寥无几，东厂荒凉得青草满地。”

“原先神宗的膳一向由司礼监太监供给，以后因司礼监乏人，改由乾清事太监独自承办。司礼监与东厂落到这个地步，无疑是对司礼监及东厂以往擅权法的一惩罚，未尝不是神宗晚年的一件德政”

就这样，樊教授描绘的万历晚期的景象是司礼监冷落到几乎无人，东厂荒凉的生满青草。这和阎崇年教授描绘的万历时期宦官肆，太监权力越来越重的景象大相径了。两者谁是谁非呢？我个人以为还是前者更符合事实一些，因为有更多史实的支持，而且即便清朝编写的《明史》中的相关记载也是与此吻合的。

当然阎崇年教授是专门研究清史的，在明朝历史的问题上有些疏漏甚至错误，也可以理解。只是他既然在百家讲坛上专门就这个问题行演讲的话，是应该更严谨，更客观一些的，这应该不是求全责备。

九、消极怠政

这个问题一定程度上和矿税类似，阎崇年教授只是沿袭了传统的观。所以这里也不必当成是指阎教授的错误，只是提一些商榷的意见和供参考的事实。

首先万历怠政的表现，阎教授概括成“六不”，什么六不呢？就是“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不郊就是不亲自祭祀天地，不庙就是不亲自祭祀宗庙，不朝就是不上朝，不见就是不接见大臣，不批就是不对大臣的上疏批示，不讲就是不参加经筵讲席。

这样的概括虽然很脆很痛快，但实际上有些夸大化和绝对化了。有些只是次数比较少，并非是完全不，说成“六不”，虽然很上，但一个严谨的历史学家还是应该克制住为一时方便或者痛快而把事实夸大化绝对化的诱惑的。事实如何就是如何，不能觉得夸大也无所谓就去改变事实本。用五十步笑百步的成语来打比方。你作为个人可以认为五十步和百步没有实质的区别，但如果历史事实是这个兵逃了五十步，并非是百步，那么你就不能因为自己觉得没有区别，无所谓，把五十步所说成是百步，话说回来，如果真的是没有区别，无所谓，又何必一定要这无谓的夸大呢？

比如说“不郊”，阎教授说“万历皇帝年纪轻轻的，既不祭天，又不祭地，更何况对待臣民呢？”如果指责中老年的万历也就罢了，如果是年轻时候的万历，那确实是“郊”过的。

神宗本纪里就能找到相关记载，比如万历十三年四月“戊午，步祷于南郊，面谕大学士等曰：‘天旱虽由朕不德，亦天下有司贪婪，剥害小民，以致上天和，今后宜慎选有司。’”；还有万历十四年“十一月癸卯，祀天于南郊”。

其他如“不见”，也是如此，只能说见大臣的次数比较少，还并非是完全不见，即便到了晚年，有时也见大臣的。

至于“不批”，则和事实相差就更远了，确实，万历并非批复所有的上疏，而是有所选择的。但笼统的说成不批则是不对的。尤其是在后期，凡是万历认为比较重要的，他都会给予批复，至于那些留中不发的上疏，有很多即使批复了也不过是徒然引起不必要的争吵漫骂，还是需要情况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即便是认为万历“以皇帝的份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以顽的意志和臣僚们作持久的对抗”的黄仁宇也承认万历大分情况下仅仅是对那些递补职位空缺，以及沽名买直，搬是非，动辄抗议漫骂的上疏不加批示，“除了不理上述质的文件以外，他照常批阅其他奏疏。也就是说，他的消极怠工，放弃自己的职责，是有所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