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官员下乡扰民，若无特许而私自下乡，最重会被以死刑；在以前的朝代，汉朝也好，唐朝也好，宋朝也好，无论私人铸钱多么猖獗，朝廷多么腐败混，但总的控制权还是在政府手中，但到了明朝中叶以后，铜币的铸造通完全于失控状态，几乎完全由私人垄断控制，政府基本上无能为力――很难想象，一个所谓度集权的皇权专制社会中，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行业都应该被政府束的死死的，却连货币发行这样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力都无法牢牢掌握。

朱棣也没打算心私铸铜币的问题，其原因与不必解决地租率的理相似――洪武和永乐两朝是明朝皇权最的两个时代，即便存在私铸铜钱的现象，也只是凤麟角而已，同样算不上社会问题。

明朝中叶后中央之所以对货币发行失去控制，朱棣私下猜测，应该是由于非法采矿过于严重而引起的。在朱棣原来的那个世界里，非法采矿同样是禁而不止，令中央政府非常棘手的问题。在明朝中叶那贪污腐败风气更甚的年代，没办法消灭非法盗矿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如果说针对煤、铁、铅的盗矿还可以容忍的话，那么非法盗采银、铜这两矿资源则是对中央财政致命的打击。

明代万历中期一年的银课数量只有30万两，连宋代的三分之一都不到。这并非说明明代真实的白银年产量只有宋代三分之一都不到――毕竟明代疆域更大，自然也增多了白银的开采地，比如重要的白银产地云南在宋代的时候就不属于中国疆域――银课比宋朝低只能说明明代官方控制统计之下的白银生产比宋代有着剧烈的萎缩，也就是说，绝大分的私人白银生产都不在政府的理统计之中，偷税漏税几乎已经到了完全失控的程度。

又据记载，“铜的开采，后期转盛。民间铜的制造，当是自民矿。……即使朝廷铸币，也仰仗民铜了。据嘉靖间记载，铸币‘黄铜照例行买办’，以至有时‘铜价太，得不偿费’。到万历时，有人说：‘天下铜在民间为供什者，不知几千万亿。其产于各名山者，豪姓大贾负贩以擅厚利，又不知几千万亿。’‘今云南、陕西、四川、广东各省有铜矿，为商专擅’。”

银铜两矿从开采的上就脱离了政府的控制，那么，在钞法大坏的前提下，中央政府想要完全控制货币的发行自然是千难万难了。

永乐年间盗矿的问题自然不算严重，不过，朱棣倒是准备提前一预防措施――但对朱棣来说，盗矿只是个次要问题，慢慢解决也不迟。因为，朱棣已经下定决心要让大明宝钞成为货真价实的法定货币，那样一来，白银便只是一价值较的矿而非货币，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如果将金银等贵金属作为货币，中国太吃亏，因为中国并非产金或产银大国。民地时期西属洲生产了大约10万至13万吨的白银，其中向洲以外地区输了大约80％以上，这些白银的近一半了中国。同期，由日本中国的白银也多达1亿7000万两。

西方和日本向东方输白银，得到丝绸、瓷、茶叶、蔗糖等资。若白银只是作为普通商品输中国，那么这易还可以算是对双方都有利的等价换。但问题是当时的白银并非是作为工业原料，而是作为货币输中国！略知货币原理的人都知，若贵金属被赋予货币的定义后，那么这类贵金属所表达的价值便会远远超过它的自然价值。如此一来，明朝的贸易顺差表面看是中国占便宜，实际上则是吃了闷亏。

当时的国人以及后世的某些学者并不认为这贸易吃亏，为什么呢？原因在于当时明朝缺乏足够的货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不能缺乏适量的货币，因此当时明朝通过对外贸易获得了足够多的白银后，可以一步刺激经济的发展，这样的结果，被后世某些学者作为这贸易并不吃亏的论据。可惜他们的思维陷了一个误区：市场经济良好运作需要适当、适量和被信赖的货币不假，但并非一定要用白银！只要能够让市面通适量的大明宝钞并且被信赖，那么大明宝钞便足以保证市场经济良好运作了。

为了让后人不吃那么大的闷亏，朱棣决定无论如何也要让大明宝钞得到民间的认同，成为大明的法定货币！

以金或银为储备金发行货币的金本位和银本位本质上只是以金银作为货币的延伸。中国的金银无论是现有量还是矿产储量都太少，采取金本位或银本位发行货币同样会吃亏。唯有采取信用本位才是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