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联络向培良、尚钺、黄鹏基等青年作家，是年11月创办《狂飙》周刊，随《国风日报》版。在《本刊宣言》中宣示：

弱是不行的，睡着希望是不行的。我们要作者，打倒障碍或者被障碍压倒……一滴泉可以作江河之始，一片树叶之飘动可以兆暴风之将来，微小的起源可以生伟大的结果，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周刊，便叫作“狂飙”。（《狂飙》第一期）

《狂飙》主张“与现实的黑暗势力作战”的神，得到鲁迅的认同，他在《两地书·十七》中说：“意见也有一分和我相合，而似是安那其主义者。”《狂飙》到第十七期，因《国风日报》易主而被迫停刊。

鲁迅得知，邀长虹等人到《莽原》参与编辑工作。长虹以“弦上”为题，在《莽原》上发表多篇较为偏激的批评现代派研究系文人的文章，后结成《心的探险》一书，鲁迅将之编为“乌合丛书”之一版。后来长虹与郑效洵、歌等人又创办《弦上》周刊，还是主要批评现代评论派的。长虹一贯激，藐视一切权威，信奉尼采的唯我独尊、唯我独醒的哲学观念，在加《莽原》不久，便因思想分歧及鲁迅的格问题，与鲁迅闹矛盾。

1926年下半年，因编《莽原》的韦素园没有发表长虹好友向培良的稿，便对韦素园不满，并迁怒鲁迅。他在1926年写的《走到版界·革革革命及其他》（《狂飙》第一期）中，说“鲁迅是一个刻的思想家，同时代的人没有能及得上他的”。但在下一期《狂飙》之《走到版界·一九二五北京版界形势指掌图》一文中，则换了气，嘲笑鲁迅已“递降而至一不很明而却奋勇的战士的面目，再递降而为一世故老人的面目”了。文章还以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为例，以见“老人”之难免“倒下”，说：“有当年的康梁，也有今日的康梁；有当年的章太炎，也有今日的章太炎……所谓周氏兄弟者，今日如何，当有以善自了！”

其实，长虹批评鲁迅的同时，也批评了鲁迅的死对陈西滢（陈源）。1926年年底，鲁迅到厦门教书。他在《〈阿q正传〉的成因》以及1928年6月写作的《〈奔〉编校后记》等文中自然以更难听的语言回击。

鲁迅在《狂飙》停刊后，以笔名燕生在《语丝》发表《吊与贺》，文中多幸灾乐祸：

不料我刚作了《读狂飙》一文之后，《狂飙》疾终于上海正寝的讣闻随着就送到了。本来《狂飙》的不会长命百岁，是我们早已料到的，但它夭折的这样快，却确乎“人意表之外”。

细看鲁迅与长虹两方的恶及相互嘲的文字，似看不有什么难以调和的恩怨和重大的政治分歧。更多的是文人间的意气用事。鲁迅对同类作家如徐懋庸、沈从文等人滥加挞伐还少吗？

长虹与鲁迅闹僵，远走上海，复活“狂飙运动”。1926年年底，鲁迅到上海定居前，《狂飙》周刊再度问世。长虹也迎来创作丰收，《走到版界》（杂文集）、《献给自己的女儿》（诗集）、《游离》（小说散文合集）等相继问世，可谓风得意。

纵观长虹的作品，其思想充其量只是唱唱“与现实的黑暗势力作战”的调，毕竟只是“虚无的反抗”。左右开弓、四面击，看似炮火很猛，但多伤及步的文学营垒。自己便在文坛孤立，几成孤家寡人。

但是，穿越“狂飙运动”的迷雾，认真研究长虹留下的文学作品，可见他还真是给文学史提供了可资鉴赏和鉴别的诸多经验。

作家长虹的一生，经历了曲折动的时代风云和特异的生活经历，始终不懈地追求光明，从未与黑暗势力为伍。他总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绝不人云亦云，他信奉尼采，独尊尼采哲学观念，却藐视一切权威。是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思想，加上他那不合时宜的狷介孤傲的格，让他最终未能走有悲剧的命运。

抗战爆发，长虹来到延安。这之前作为狂飙社的创办人和神领袖，长虹在文学界名噪一时。他的第一本诗集甫一问世，即轰动文坛，众多读者纷纷写信表达他们对诗人的仰慕。其中有后来与鲁迅同居的许广平，有后来成为家喻晓的作家的冰心，还有鲁迅在《两地书》第一集提到的北京女等师范学校毕业的《妇女周刊》编辑、作家波微，即作家石评梅。有三个著名女的仰慕，足见长虹的名气之大。

名气大，脾气就大。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特给他发了请柬，他却以自己是研究经济的，搞文学创作只是业余好为由，拒绝参加。成了受邀请，唯一“因故”未参加的人。

称自己是研究经济的，却偏偏写了一政治著作，因其观与斯大林相悖，不能版，竟声明要与苏俄铁腕人斯大林辩论。